日本50音图快速记忆法，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汉字拼音化计划及其结果-上

本文是看书时记的笔记综合而成，只是个人的一点心得。本人非专业人士，仅是爱好者，错误之处请见谅。

大家都知道中文是词素文字，或者说表意文字，词意和发音的关系有时是可以分开的，因此古代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的文士们，基本都能以笔谈形式互相沟通，而无需语言口头交流。

不过，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对某种文字的记忆得靠形音义的结合，文字得有注音才有利记忆。所以日本朝鲜才会用吏读、训读等方式引入汉字发音来学习汉字。我们大概都知道中国古代汉字读音一直在变化，在《尔雅》和《说文解字》时代，古人表示汉字声、韵的工具还是汉字，借助同音字作为某一字的标音。

很明显这种同音字假借、转注方式很不准确，先秦文献中很多同音假借字都在混着用，给后人阅读理解造成了麻烦。

当时的文人们不一定有这种感觉，这些士人贵族处在当时的社会上层，有的是时间精力慢慢去精研汉字。他们除汉字外并未接触过其他的语言文字，因为中国紧邻的地方当时并没有能和我们相提并论的原创文明存在。

周朝有翻译官职位叫象胥，专管与朝贡的外族沟通。《国语.周语》记载，翻译人员统称“舌人”，在都城各城门口坐着，负责和戎狄蛮夷交流沟通，顾名思义就是口译人员，并没有文字翻译的需求。汉朝以前的中国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存在拼音文字，也基本没有翻译其他文字的需求，也不会有对语音深入分析的需求。

汉朝开始有一种外来原创文明开始和中国直接接触，那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开辟，国人眼界大开，东西方交流开始密切起来。

拼音文字开始进入中国，最早应该就是记录佛经的梵文。

梵文

大约汉末，开始出现“反切”法为汉字注音。“反”，又叫做“翻”，唐人忌讳“反”字，所以改为“切”字。反切方法的发明，是汉语音韵学的开始。

反切的方法是：取前一个字(反切上字)的声母；取后一个字(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合起来相拼得出的字音，便是这个生字(被切字)的读音，例如：

“草”仓老切c(ang)+(l)ao=cao。

个人意见：看来反切之类也是受到梵文等外来文明启发后出现的，但和字母拼音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反切注音只适合那些已经有了相当汉字词汇量的学习者，不适合初学者自学，而且没有标准化，标音不一定准确。

汉朝到唐朝这期间，是中国翻译外来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最多的是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印度梵文深入影响了中国文化，最经常接触梵文的是那些僧人。他们在翻译阅读佛经时，很快发现：汉语的发音，也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细化的。于是，第一批汉字拼音方案就是和尚们搞出来的。

实际上，中文里字母这个词原本不是指拼音字母文字的字母，这个词原本在传统音韵学的词汇中，表示的意思指现在的声母。

字母一词来自梵文摩多（梵文作mata）。梵文摩多本指元音，后来梵文词义扩大，辅音也称摩多。该词传入中国后，当时音韵学家只用它表示声母。在此以前，汉语声母没有专门的名称，人们用双声来表示声母，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双声，表明两字有相同的声母。

1、 唐宋时期的字母方案

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敦煌等河西地带，本地的汉人在吐蕃文化影响下发展出了一种以吐蕃字母（藏文字母）拼写汉语的书写法，用来翻译佛经和书写信件文书。

唐时僧人从梵文字母得到启发，给每一声类规定了一个代表字，这就是字母。

现代我们能看到的“守温三十字母”，出自敦煌石窟一个署有“南梁汉比丘守温述”的音韵学写本残卷，中有“三十字母”及“四等轻重例”等，确证其为音韵学创始人。书中列“不芳并明……”30字母，宋人根据三十字母“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就有36字母。中国传统音韵学中又称为“守温三十六字母”、“守温字母”。这里反映的是宋朝时候的语音系统，“字母”即声母。

守温三十六字母

僧人守温选定用来代表汉语语音中一定辅音（声母）的代表字，在音韵学著作中又称“纽”。按理，既然是辅音的代表字，那就是凡属同一辅音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作代表字，所以古人音韵学著作中又常见到一些与上述三十六字不同的字作代表，只是上述三十六字为后世音韵学界所认同，比较常用。

守温残卷

根据发音方法，音韵学家把三十六字母分为清音和浊音两大类。清音是指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浊音是指发音时声带振动的辅音。

此外还有全清和次清，全浊和次浊等等区分……音韵学自古以来难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三十六字母初步反映了唐宋时期的中古音汉语系统。人们可以通过这一套字母追溯上古的声母系统，也可以由此研究现下的方言语音以及用来说明语音发展的规律。中国音韵学的发展，由此可见是被拼音字母文字影响了。

2、 元朝八思巴文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诏迁都大都，四年后建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最终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

他在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十三日诏令施用蒙古新字，按《元典章》的记载：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己。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从中可以看到，忽必烈所令创制之八思巴文，其志向远大，企图“译写一切文字”。这是在秦始皇之后，又一次企图让全中国“书同文”的宏大设想。

八思巴：（藏文：འཕགས་པ་ 1235年3月6日－1280年12月15日 ），全名八思巴.罗追坚参。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第一任萨迦法王，元朝第一位帝师。他受命创造文之后，从自己的藏文化背景出发，以藏文字母变体搞出了一套八思巴文字：

这是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书写方法和外形受汉字影响。

忽必烈下诏将八思巴字颁行全国，使之成为元代的官用文字。八思巴字可以拼写蒙古语和译写国内各个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如汉、藏、西夏、女真、维吾尔语等，此外，还包括用以转写梵文。

方形竖写的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很像如今通用的国际音标体系，只不过现代音标使用拉丁字母，八思巴字是藏文字母变体，语言学家杨耐思称八思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八思巴字中专门为拼写汉字增添了许多特殊字母，规定了一系列拼读规则。包括汉字专用的总共有声母36、韵母7，共43个常用字母。本来打算推行全蒙古帝国，然而此时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大元和四大汗国各自为政，因此八思巴字一直只有元朝采用，作为皇帝的蒙古文圣旨专用字，并主要用作为汉字标音符号。因为八思巴字野心太大，为适应各种语系语族的不同语音，拼写规则太繁琐，而且仅仅表音不表意，它从来没能取代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字。元朝被推翻之后，八思巴字遂废弃不用，但还在北元通行过一段时期。

八思巴字虽然使用时间短暂，但由于当年蒙古帝国幅员广阔，加上因为行军的原因，这种文字实际上流传的区域比常人想像中大。八思巴字在内地有不少遗物，包括拼写汉语的铭文、令牌、石碑、石刻和圣旨，在中国西北也发现很多种文物，有拼写西夏文及女真文的八思巴字；而在日本，由于当年元军入侵带来了不少铸有八思巴字的令牌及器物，也使得如今的日本成为了八思巴文字研究的权威之一。

八思巴字因为政治原因而创建，也因为政治动荡而消失。但是，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拼音方案，而且是第一次将汉字拼音化的未遂计划。

3、 明未传教士们的方案

明朝中期，西洋人开始进入中国，首先是一批商人兼职海盗，然后是传教士们。作为拉丁字母文字国家出身的人，传教士到了中国后很自然的就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文。这是真正意义上汉语拉丁化的源头。

首先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开创太西字母，实际就是一种拉丁拼音方案，但对于利玛窦来说几乎都可以把这个看做是拉丁化的汉语。该方案是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利玛窦用这个拼音方案记录了当时的汉语，这个可从其留世手稿上看到。

之后，郭静居（Lazane Cattane）、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等人也有自己的拼音方案。

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一书，作为利玛窦三人基础上的更新版拼音方案，大约是当时最好的方案。金尼阁此书中的声韵表如下图：

此书所用声母二十九个,分为三类:“自鸣”者五,即五个母音;“同鸣”者二十,即二十个子音;“不鸣”者四,即是四个“他国用,中华不用”的子音。其中实际用来拼合汉语语音的共二十五个,而对应现代声母概念的是二十个:即p、‘p、m、f、v、t、‘t、n、l、k、‘k、g、h、ch、‘ch、x、j、G、‘G、s。这样合于现代汉语韵母概念的,总计四十一韵母。声调分为五声,阳平-,阳平^,上声',去声ˇ,入声ˇ。

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用上述声、韵、调字母和符号,拼合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比汉语所使用的反切注音便利得多,对当时中国的音韵研究者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我们现在了解当时汉语的实际语音情况也有很大作用。

同时，这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当然，中文当时的实际应用中，并没有产生出需要大规模拼音化的需要，拼音方案也主要是西洋传教士在使用。中国文人们仅仅是嘴上说说，并没有人去真的尝试汉字拼音化。

4、 清朝以满文标记汉字

清朝官方是以满语为国语的，也用上了满文字母作为工具来标记汉语。

清代满汉互译的文献多如牛毛，在早年并没有成体系的整理和规定。到了乾隆时期，开始针对国内各种语言的翻译工作都有了明确规划。很多内容（比如满汉互译），到了乾隆时期，都在乾隆的命令下做了细致的编纂——满汉对音的大批文献，就在此时出现。这些注音，是系统地使用满文字母、对官话读书音进行了标记。

也就是说：主要是北京话的注音。当时有一部书叫《满汉对音字式》。其中可见清代不但有满文拼写的汉字读音，而且其记录对官话读音的记录是相对比较细致的。这些资料对音韵学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使我们能了解到当时的官话读音，也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现在同音、古时不同音的一些字。

不过，满文注音汉字，仅限于满清统治阶层内部使用，极少流传到民间，因此根本没什么影响力。

5、 清朝末年传教士的汉字拉丁化方案

清末，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大炮轰开，传教士又来了。

这回传教士是跟着士兵来的，他们的行动因此就肆无忌惮了：他们到处印圣经传播圣经，用拉丁字母拼写方案拼写厦门话、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广州话、汕头话等方言甚至包括苗语，拼写出圣经传教用。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识汉字的普通民众，只要肯学，学两天拉丁字母就能用自己的方言看懂圣经，这个时期拉丁字母拼写方案多达32种。

拉丁化厦门话版本的创世纪

其中，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制定的汉语注音系统《华英字典》方案，算是比较好的一种。

这些方案大多数效果一般，不过这些传教士确实是实干家，才不管什么理论，直接上手就干。

特别介绍一下威妥玛拼音。这大概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出现前，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了。

1867年，在英国使馆任中文秘书的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创立了一个拉丁化的威妥玛拼音，使用时间很长，对汉字的拉丁化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的方案都有参考。威妥玛式的标音对象则是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北京官话，但威妥玛式继承了马礼逊方案的一些特点，又简化了马礼逊方案的一些写法。威妥玛式最大的优点是减少了音符的数量，力求各个音符的一致性并近似英语的发音，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

后来翟理斯（H. A. Giles）在其《华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中，对威妥玛的标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形成了“ 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威氏拼音诞生之后被广泛地运用于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之中文人名及地名的译音等等。

1906年春在上海举行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也就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例如送气符号等）。这套拼音系统被称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是一套十分混乱，纷歧繁杂的拼音方案，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继续使用，它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

5、晚清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计划

甲午之后，中国人切实感觉到中国的弱小，开始找寻原因并寻找自强之路，他们很快就把目光锁定在教育上，进而就把眼光放在文字改革——拉丁化上了。甲午之后，短时间内就出现了28个汉字拉丁化方案。

各种汉字拉丁化方案

现在认为中国拼音化文字第一人是卢憨章。

卢憨章

这28个方案中，卢憨章最早，他第一个方案是“切音新字”代表作《一目了然初阶》：用15个小写拉丁字母：a、b、c、d、e、h、k、m、n、o、r、u、v、w、x;3个大写：L、R、G，还有1个手写体的“s”。另有1个希腊字母θ,此外是自创的类拉丁字母。其实方案并不成熟，拼读很麻烦，推行了几年，清廷亦未谕准。

卢并不气馁，另起炉灶又搞了一套官话切音字母，放弃了拉丁字母，而改用“汉字偏旁的简单笔划”作为字母，这套方案比较象“传统汉字”，但也像日文，被清廷以浊声字母不全，拼写不合通例等技术性理由，直接由学部译学馆驳回。

不过卢前后二十多年专研此道，推广此道，确为中国字母文字之先驱。

说明一下，这些拼音化汉字方案，已经不仅仅是为汉字注音，而是打算完全彻底取代原汉字系统，推倒重来，重启一套拼音化字母汉字。

6、 官话合声字母方案

不过这一时期推行规模最大和推行时间最长的方案当属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劳乃宣根据官话合声字母完善后的合声简字。王照是维新运动的参与者，算是清廷内部的官员，维新失败逃亡到日本，受日本假名启发创合声字母。劳乃宣是近代的音韵学家，老翰林。

五十音母，相当于声母，但可自成音节。

五十音母

十二喉音，喉音即相当于韵母。独立出了“儿”喉音。

十二喉音

此方案的特点是：曾得到翰林院编修严修和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等一批清廷体制内官僚的支持，包括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两位作者都是体制内的人，如王照和他的学生们都是当时的儒林士人，积极出力开设了官话字母义塾，拼音官话书报社，推出各类通俗读物，如《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家政学》《算术》等，亦出版刊物《人人能看书》，即所谓《拼音官话报》，使本方案在1900年开始在国内广为传播，持续了十年。

劳乃宣还在此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南京音、苏州音、闽广音的声韵母，分别修订成“南京话合声简字”、“苏州话合声简字”和“福建话和广东话合声简字”，在南方推广“合声字母”。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载滓，书本被禁，被迫停止推行。而它所采用的字母形式及其拼写体制，对后来的笔画派诸方案，乃至于民国时制定和推行的注音符号，都有影响。

这张是劳乃宣推广的合声简字苏州话版本

以上是劳乃宣推广的合声简字苏州话版本

以上为王照推广的字母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