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记忆训练的目的，影像如何记忆

谢勤亮

在视觉传播时代，影像变得与民间如此接近，官方的、垄断的、一元的影像生产和传播开始走下神坛。然而，技术上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民众影像观念的自然跟进。而且，技术进步之后似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多少影像媒介促进社会进步、更具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纵观当下的传媒，特别是影像媒介，一片“娱乐至死”的“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占据着电视频道的黄金时段。笔者无意于排斥娱乐节目，毕竟它们也是观众需求的节目类型之一。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它们是当下最值得记录的事件吗？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长河里，它们是否又最能代表社会演进和历史流变的关键性节点呢？

此时，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影像技术高度发展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记录和传播日趋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进程？

一、先行者的学术见解与实践积累

影像如何记忆？或许我们可以首先从现代影像媒介先行者的学术见解和实践积累中寻求智性启示。纪录电影之父格里尔逊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一文中认为，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是：

（1）我们相信，可以利用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挖掘电影之把握环境、观察现实和选择生活的能力；

（2）我们相信，原初（或天生）的演员和原初（或天然）的场景能更好地引导银幕表现当代世界，给电影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赋予电影塑造更丰满的形象的能力，赋予电影表现真实世界中更复杂和更惊人的事件的能力；

（3）我们相信，取自原始状态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

克拉考尔在分析电影的本性时，也提出“照相的方法”和“电影的方法”。他认为，如果某一特定手段的成就是在其本身特性界限之内取得的，这些成就在美学上就更能使人感到满意。因而，所谓“照相的方法”，即在任何情况下均遵循现实主义倾向。“摄影师便似乎理应称之为‘摄影机的眼睛’——即一个没有造型冲动的人，一个完全符合1856年现实主义者宣言中所要求的那种艺术家类型的条件的人。”因而，摄影师的最重要德行就是不动感情，犹如一面对谁都一视同仁的镜子，他和摄影机是两位一体的。

当然，克拉考尔也承认，现实主义者宣言中所说的那种客观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只要摄影师的取舍是以记录与揭示自然的决心为准绳的，他就完全有理由根据他的感觉力对主题、景框、透镜、滤色镜、乳剂和胶片进行选择。“因为，如果他不集中他的全部感觉力来深入自然，他不把他的全部身心投入这个过程，自然便不会向他敞开胸怀。所以造型的倾向跟现实主义的倾向并不一定是冲突的。”所谓“电影的方法”，除了同“照相的方法”一样强调现实主义倾向外，还有一个本质元素，即电影导演的造型能力。

电影导演可以用纪录片描绘他对物质现实的印象；可以把幻觉和心象搬上银幕；可以自由地表现各种节奏形式；等等。“所有这些创造活动，只要它们能以某种方式对电影手段的基本目的——表现我们的可见的世界——起到有益的作用，它们便都符合电影的方法的要求。正如在照相中一样，一切都取决于现实主义倾向和造型倾向之间的‘正确’平衡；只要后者不企图压倒前者，而是归根结底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两个倾向便能取得平衡。”克拉考尔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物质现实的复原”的影像本性出发，强调影像必须挣脱其他艺术门类的抽象化倾向，记录如“风吹树叶，自成波浪”这样的日常生活的普通瞬间，从而使人类重新发现那些被各种思维定式所遮蔽的物质现象。

然而，不管是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还是克拉考尔的“照相的方法”、“电影的方法”，更多的只是强调影像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并未给出更具象的影像记录现实社会的框架性视野。那么，当前最广泛、最密集地记录现实社会的活动——新闻实践——所采取的观察视野，是否更合理些呢？

自从现代新闻传媒诞生之后，就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在每日每时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实中，挑选出适当的新闻来向受众进行报道？很自然地，在新闻实践中就产生了新闻价值的问题。历经长期的实践积累之后，现代新闻传媒形成相对稳定的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它们为新闻记者判断事实能否成为新闻提供了一套衡量尺度。

然而，这套新闻价值要素是否就是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最好框架呢？笔者并非质疑这套价值标准的科学性，它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上述5个价值要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强调和撷取的均是人类社会的非常态部分，非常态性的强度越大，新闻价值也就越大。而且，如果我们回到新闻价值真正成形的时代来加以考察就能发现，“新闻价值”具有非常明显的功利色彩。时值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报刊逐渐衰落，大众化报刊蓬勃兴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大众传媒必须抛弃狭隘的政党偏见，迎合受众的阅听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大多数新闻从业者自然将反常性和趣味性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主要元素。

《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认为，“人类真正的趣味”是衡量新闻好坏的“绝对标准”。他手下的本市新闻版主编约翰·博加特（John Bogart）说得更为露骨：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对非常态性的过度强调，其结果就是泛滥一时的“黄色新闻”潮。“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

在中国大陆，传媒选择新闻的尺度除了延续上述通行规则外，特殊的国情和传媒体制使之增加了浓郁的政治色彩。简言之，大陆新闻传媒对新闻的选取标准大致遵循政治与商业并行的价值评价体系。前者以《新闻联播》为代表，后者则体现于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各式民生新闻、法制新闻和科教节目。

因而，所谓的新闻价值要素由于其特定的传媒运作诉求，使之作为一种观察框架存在自身难以规避的缺陷与盲点，不仅其关注视野相当的有限，即便在其目力所及的领域，它所撷取的往往只是人物、事件和场景的高潮点和非常态瞬间。依据这套价值标准记录下来的注定只是人类社会的冰山一角，甚至仅仅是极端个案，大量不具备明显变动特征，然而却更加静水流深的日常社会生活场景，必然被排除在记录的视野之外。

上述判断事实上也能在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新闻的评价中获得佐证。在他们看来，新闻往往是肤浅、琐碎和哗众取宠的代名词。格里尔逊认为，新闻“只是对一些不足挂齿的仪式的快速扫视”。法国年鉴史家布洛赫说：“人们总是指望专业人员提供真实的情况，遗憾的是，新闻界尚未找到自己的马比昂。推崇古老的版本，迷恋浮夸的文风，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原因，它们至今仍有不少市场呢。”另一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对历史的多时段架构中，把他最为蔑视的事件史与“惊人的新闻”画等号。尽管这些评价并不排除狭隘的学科偏见，但如此相近的看法，也为我们重新反思新闻价值要素的科学性提供另一种参考。

二、更为开阔、深厚的跨学科视野

既然在大众传媒领域现有的学术见解与实践积累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观察视野，我们有必要再次打开视域，从兄弟学科中寻求更具普遍意义、长远目光和稳定框架的记录人类社会进程的观察视野。

我们可以从上文中两个向度的影像试验汲取灵感。一方面，中国纪录片经过百年前行，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纪录片创作已呈现出浓郁的跨学科特征，自觉地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视野；另一方面，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也陆续发现影像丰厚的文献价值，并自觉地将之引入学术研究中。两个向度的影像试验所展现出来的无限朝气至少证明，影像记录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确相互需要，它们存在着合作与交融的广阔空间。而且，这种合作本身也给影像媒介提供了一种向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汲取养分的通道，为影像媒介的躬身自省提供一个参照系。

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先后指出社会人文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借鉴价值。在史学领域，张荫麟曾发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提出“历史访员制”这一极具创意的设想，“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智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谋现代史料之保存”。也有历史学者认为，“记者必须掌握一种洞察力而能够以一种训练有素的眼光在大量杂乱的新闻表象中寻求和发现其内在的左右全局形势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趋向，使新闻充满博大的历史感和精深的历史意识”。

在人类学领域，人类学家黑特尔（Karl G. Heider）曾说：“当电影的人类学原则的大前提被确保以后，人类学的理解不仅使电影更富有人类学的意味，而且也会使其更富有美学的意味……因为惟其摄影者对现实发生事件的真谛有确切的把握，他才能更好理解并保存其美的特质。”

具体于影像创作领域，吕新雨在谈到中国纪录片的“第二次突围”时主张，纪录片“其实可以，而且应该更多地拓展从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甚至经济学的、政治学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多元的观察与描述的可能性，在文化视野的拓展中寻找自己的经典意义”。长期致力于影像研究的顾铮同样认为：“将来人文纪录片，从手法这个角度上，是否可以更多地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包括田野调查等这样一些方法结合进去，这样可以说知识力度更强。”

这种看法在实务界也得到了积极回应，甚至事实上比理论研究走得更远。早在20世纪初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他就把报纸提高到历史意识上来认识，并多次提出“史家办报”的观点，要求“同人则以史自役”，在史家精神与史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严谨的新闻采访。20世纪末，陈晓卿接手大型文献片《百年中国》的编创任务之后，主动寻求学术界的支持。尽管此前在现实与历史题材纪录片领域均有多年的创作经验，但史学家杨天石对国外影像史实践的一席介绍，还是让这位资深编导感觉“振聋发聩”。大致在此时，陈晓卿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哦，敢情对历史的看法，其实有很多种通道。我们过去就在一个特别狭窄的通道里走，其实它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

此后，从《百年中国》到《见证·影像志》，陈晓卿及其团队与历史学者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层面开展了深度合作，致力于将历史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影像书写的风貌与气质。在凤凰卫视掌舵历史文化专题时，刘春则一直倡导用社会学的思维主导纪录片从选题到结构的整个过程，强调每个选题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含义，这种社会含义就使得这样一个题材有更多的记录、背景，使这个题材能够放大”。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影像试验，再一次旁证了社会人文科学对影像创作的丰厚借鉴价值。

或许，影像记录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积累更为深厚的社会人文学科寻求智性支持。上述三个学科均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在漫长的学科发展中形成了更全局性的观念、更长远的目光、更周全的方法，不仅能从宏观上提供研究人类社会的思维观念，同时也能从具体的方法论层面提供记录社会的操作方法。“如果能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观念和方法，有效地引入影像记录，进而更全面、科学和有效地记录现实社会，对于面临发展瓶颈的影像媒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机遇，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毕竟，在影像近乎泛滥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历史关口意义的历史细节的缺失，不仅对当代人来说是一种遗憾和罪过，对我们的后代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然而，与年轻的影像媒介相比，不管是历史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不仅都有漫长的学科成长历程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而且各个学科内部又存在纷繁复杂的发展阶段和学术流派。面对如此厚重沉实的学术积淀，影像的借鉴和学习又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倡导科际整合，同时注重史学实践的新史学代表流派——法国年鉴学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