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记忆培训班有用吗,贵阳珠心算培训中心在哪里，“战士”阮仪三

从1952年到1954年，从18岁到20岁，阮仪三服役于华东海军（后改为东海舰队）吴淞基地，战斗在“古田”号军舰上，与残余敌对武装势力真枪实弹地抢夺上海到温州、青岛等地航线，三次荣立三等功。

阮仪三的战士生涯，虽短，却有力。

此后，他一生没有脱下“戎装”。只不过，走下军舰的“战士”阮仪三，在岸上开辟的是中国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新“航线”。

他用一辈子，守护一个“真”字。

2013年8月，阮仪三在平遥

人物档案：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著名历史文化建筑遗产保护专家，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师从陈从周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制定了一批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发展规划。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杰出成就奖、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著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等。

【苏州：乡愁是有场景的】

1934年的苏州钮家巷，门前那条与巷子平行的小河还在，一头连着临顿路河，一头接到平江路河。临河栽有老树，连起来的树冠，几乎遮了整条巷子。河沿砌着整齐的石驳岸，隔几步有河埠头，一级级石阶伸到水里。

曾经的苏州，几乎处处都有这样的河、这样的巷，就这样纵纵横横地网起全城。乡愁是有场景的：那水，那船，那声音，那人影……没了这些，乡愁就无处安放了。

问：您还记得苏州老家的模样吗？

阮仪三：怎么不记得？我出生在苏州钮家巷。钮家巷旧称銮驾巷，因为吴王夫差曾在这里停放銮驾。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钮家巷3号是有名的纱帽厅，31号是徐氏大宅。我家门前有小河通平江，窄窄的小河两旁，排满一层或两层楼的房屋，每家临河都开有窗户。我在河里游泳、抓鱼虾，坐花船到石湖看月、看采菱姑娘。

旧时苏州有许多这样的水巷，水巷是苏州城市风貌的代表，是“小桥、流水、人家”的主体。我的家乡记忆是带着水、连着桥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桥在河在，能勾连起你对外婆的记忆；河填了，桥拆了，外婆也去世了，去哪里安放你的乡愁？

问：如今这些水巷还在吗？

阮仪三：1958年以后，这些小巷里的小河陆续被填没了，老树被砍了，河上的廊桥也被拆了。我在1997年做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时，就按明代的河渠图，提出要恢复已被填没的几条河。这些老河床上还没有大的建筑与设施，重新挖出来是可行的。去年3月，位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内的中张家巷河西段恢复工程完工，这条“消失”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河道通水“重生”了，这是古城内首个实施的河道恢复工程。

现在小河与城市交通、居民生活的关系不如从前密切了，但水是苏州城的命脉和神韵，要保护好。

2009年9月，阮仪三在平江路钮家巷口

问：说到苏州，除了水，人们马上能想起来的就是苏州的园林。

阮仪三：是啊。我从小喜欢画画，还得过全苏州小学生比赛的一等奖，父亲就常带我去狮子林、怡园等写生。他领着我欣赏那些楼台花池，解读那些楹联的含义。慢慢地，我也能看出一些意思来了。

关于苏州的园林，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同济大学的导师是陈从周先生，他和贝聿铭先生是好朋友。苏州请贝先生设计苏州博物馆时，陈先生陪着他考察苏州的建筑，我也跟着他们去了。一次，我们去看留园，陈先生带着我们边走边介绍，详解留园的空间结构是如何与园主生活紧密契合的，是如何让人一步一步地步入佳境的。走完、看完之后，贝先生对陈先生说：你说了，我才看明白了，我要再走一遍。重走了一遍后，贝先生对陈先生讲：中国园林之精妙，我今天终于看懂了，我们现在不会做了，没有人会做了。话里满是感慨。陈先生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把它留住。

这句话，我记住了。

问：您虽然出生在苏州，但您一直说自己是扬州人。

阮仪三：我确实是扬州人。我的父母亲及祖辈都是正宗的扬州人，抗战初期逃难，我还回扬州住过一段时间，能讲一口地道的扬州话。我祖上最出名的是阮元，在扬州的时候，长辈们带我去过太傅街，看过阮家祠堂，拜谒过阮元墓。

问：您对自己这位高祖了解得多吗？

阮仪三：年轻时了解得不多。我进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年级暑假跟着陈从周先生去苏州搞建筑测绘实习。点名的时候，他问阮元是我什么人，我回答是我高祖。他看我是“三”字辈的，又考我家人的字辈。我说是“恩传三锡，家衍千名”。他接着问我阮元做过什么事，我自豪地回答我高祖是“九省封疆，三朝元老”。陈先生说，这是官位，我问的是阮元做什么学问。我说是大学问家，但是大在哪呢，我回答不出了。陈先生把脸一板说：“自己的老祖宗都不晓得，回去翻书，弄清楚了再来见我。”

我当场被训得满脸通红。后来查资料，我了解到，阮元在清代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他研究经史、训诂，在考古算历上有很大的成就。虽然他自己是在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但他反对科举考试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提出要搞实学，做“真”的学问。他曾在杭州创办学堂，培养学生，引领了一代学风。

我们以前不知道他留有家训，直到一场豪雨后，家祠的照壁坍塌了一半，露出照壁后面的四块石碑，石碑上刻着阮元手书的家训。概括起来是10个字：励志，规约，清廉，孝悌，务实。

问：务实求真，也是您身上的最大特点。

阮仪三：我研究了阮元之后再去找陈先生，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你这个阮元的后代，要好好学习，要做孝子贤孙，不要做不肖子孙。”我理解，不肖子孙就是毁掉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就是睁眼说瞎话。

1980年11月，阮仪三（右）与陈从周（中）在如皋水明楼合影

【同济：脑子里有了古城保护的概念】

1950年，苏州高级中学80名热血青年，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第一批参了军。其中就有阮仪三——先进军事干部学校，一年后分配至刚筹建的海军，登上了“古田”号军舰，任务是肃清残留在沿海和岛屿上的国民党残部和海匪。

密集巡逻，歼灭顽敌，他荣立三次三等功，寄回苏州的立功喜报，成为全家的荣耀。但1953年苏州电厂的一次技术事故，让身为技术骨干的阮父无辜入狱。家里人没有告诉阮仪三这个消息，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消息可以封锁，牵连难以避免。阮仪三在战火中写就的入党申请，迟迟未能获批。很快，他从“古田”号被转去了兵工厂；1955年，被安排复员。

何去何从？此时，同济大学进入了阮仪三的生命视野。

1952年3月，阮仪三在华东海军服役

问：复员回来，为什么选择继续读书？为什么选择了同济大学？

阮仪三：无论是家里，还是以前的苏州高级中学的老师们，都说我还年轻，应该继续读书。而选择同济大学，确是有高人指点，这位高人就是“古田”号的政委。他掌握我的档案资料，了解我父亲的情况。他建议我报考同济大学，学土木、建筑，比较适合我，也符合国家需要。经老首长这一番点拨，我心中透亮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就成了我的目标。

选择同济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姨妈叶懋英，她是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也建议我考同济。

问：当时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实力怎样？

阮仪三：非常强。同济大学建筑系很特殊，是合并了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建筑系而成的。“文革”中，同济大学被批判是“八国联军”，说我们资产阶级思想很顽固。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同济大学是百花齐放、兼容并蓄。

时任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冯纪忠教授曾留学奥地利，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金经昌教授和校长李国豪都曾留学德国，他们都受过欧洲建筑学方面的长期教育，水平都相当高。那时我国在经济、外交上向苏联一面倒，同济大学也有苏联专家派驻进入。但冯、金他们提出，苏联专家在建筑方面的水平是不高的，他们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魏玛大学引进了雷台尔教授来同济教城市规划。

问：同济大学那时候就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

阮仪三：自20世纪50年代起，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天津大学都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个专业被有关部门取消了。但同济还是以城市建设的名义继续上课。到了1964年，上面又说没有城市规划专业不行，要重新恢复，但那些已经撤了专业的学校，教师都走了，资料散失了，一时无法恢复。这样，同济就成了当时全国唯一有城市规划专业的大学。

1972年，阮仪三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同仁

问：雷台尔教授给同济大学带来了什么？

阮仪三：1958年雷台尔教授来到同济时，我在念大学三年级，听了很多他的课。他开了一门欧洲城市建设史的课，每周两次，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理念。他还带来了1万多张幻灯片，有些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是魏玛大学和洪堡大学的，因为他是洪堡基金的负责人。

雷台尔教授不仅完整讲述了欧洲城市发展史，还介绍他们是如何修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城市带来的创伤。欧洲很多城市在二战中被轰炸，在城市恢复建设过程中，他们没有采取推倒旧城建新城的方式，而是有选择地保护或者恢复古建筑。他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建设新城市，就是新城运动；一种是更新古城，用现代科学技术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叫古城复兴运动。他给我和我们同济人上了一堂重要的理念教育课，我们同济人脑子里就有了古城保护的概念。在后来全国的城市规划中，在古城保护方面，同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雷台尔教授向同济建议，中国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古城众多，应该好好研究、好好保护。我们系的董鉴泓先生主动承担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着手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1961年我毕业，董先生要我去做他的主要助手。从那时起，我俩天南地北地考察各地的城市，同时埋头书库啃读地方史志。

问：您跟着董先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阮仪三：董先生确定了一批中国的重要城市，据此排了考察路线。1962年，我们从上海出发，先走西南地区这条线。我们先坐火车到贵阳，再到安顺，再转到遵义，过娄山关到四川重庆，之后是内江、眉山，一站站走过去。这一条路线的全部过程，现在我还能全部回忆出来。

走完西南，走西北、东北，最后是东南。董先生没有走完全部路线，后半段是我单独带着研究生走的。

问：路上的条件很艰苦吧？

阮仪三：那时的汽车一坐就是三天，翻山越岭，路况非常差。人在车上也是满身满脸的灰土，天又热，汗水就夹带着尘土从我们的头上流到脸上，再从下巴流到脖子，一个个都成了泥猴。晚上睡觉的小旅店，被子黑乎乎的，都是跳蚤。我每次结束回到家，是不能直接进家门的，家里人递一包干净衣服给我，让我去外面澡堂洗了澡、换了衣服才能进门。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边走边调查，看到那么多各有特色的古城，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可惜，当时我们缺少保存资料的好设备和好措施，仅有的一架照相机，是向学校借的，使用胶卷还有严格的限量规定。使用上的受限和我们摄影技术的不熟练，造成一路上拍的照片又少又不好。但即使是这些照片，还有我手写的大量的资料卡片，都在“文革”中被毁了。

问：董先生当时为什么挑中了您？

阮仪三：因为在董先生之前，我已经在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早在1956年，陈从周先生就提出，“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个结论是他经过5年的调查踏勘，后又亲身参加园林修复，带领同济建筑系学生做教学实习得出的。《苏州园林初步分析》是他的成名作。我进同济第一年，暑假就跟着陈先生去苏州做旧宅测绘，我家在苏州，人头熟，自然要帮老师多干点事，后来去扬州测绘也是这样。所以我和陈先生接触特别多，大家也都知道我喜欢古建筑和园林，人也好学。

问：梁思成在1955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拉开了“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对古建筑和园林的研究，是有风险的吧？

阮仪三：同济大学对学术采取包容的态度，求真务实，不搞派系斗争，对教授们很保护。

从陈先生自身来说，对古建筑与园林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不考虑什么风险，因为古建筑与园林承载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他连续几年，带领学生把苏州、扬州的优秀民居和古典园林做了详细的测绘研究。为给学生作具体指导，他爬梁上屋，和我们一样黑灰满身。

20世纪60年代，古建筑和园林遭到严重破坏，地方上的资料也都散失了。到了80年代，苏州、扬州的古建筑和园林要修复、重建，全靠陈先生保存和提供的资料，他对中国的古建筑和园林功不可没。他的《说园》《园林谈丛》《苏州旧住宅》《中国厅堂》等成为传世名作，有的还被译成多国文字。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大发展，发生了许多建设性的破坏事件。陈先生大声疾呼：“我是消防队，到处救火。”他确实救了不少名山名园，但也常常痛心于没能救成功的。他在1983年专门带我和几个学生去看明代的卢宅，那是明代扬州最大的宅院，他在大厅里围着楠木做成的大柱子，指点我们明代建筑的特征。

当时卢宅被一家糖果厂占用，在大厅里生明火做芝麻糖、炒米糖。陈先生急坏了，说这些木梁、木柱会被炉火熏烤坏的，还容易引发火灾。他要求停止生产。现场没人听，工人嫌我们多事。陈先生就四处告状，最后找到扬州市长。市长一口答应把糖厂搬走，可是过了几个月我们再去看，糖厂照样在生产。陈先生再次找到市长，这次他话说得很“凶”，说如果失火烧掉了珍贵的明代老宅，你就罪该万死。果然，两个月不到，扬州传来消息，糖厂失火，好好一个卢宅烧没了。我亲眼看到陈先生泪流满面，好几天萎靡不振。现在卢宅已按原样重修了，但严格来说只是个仿制品。

陈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仍继续引导着我们去做抢救中华文化的救火队员，为保护国家的宝贵文化资源而赴汤蹈火。

1980年11月，阮仪三（后右一）与陈从周（前）在如皋水明楼合影

【平遥：要开就从我身上开过去】

数年前，在平遥的旧城墙下，新树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刀下留城”四个字。

人们知道和尊敬阮仪三，始于他“刀下救平遥”的传奇经历。“要开就从我身上开过去。”面对轰鸣的推土机，阮仪三豁出了命。一番惊心动魄，古城最终被保了下来。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

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5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

“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阮仪三以战斗的方式保全中国文化遗存。他用行动告诉人们：当城市的高度一再被刷新，我们更需要探寻的是它的生存厚度。

问：您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刀下救平遥”，您最初是怎么发现平遥的？

阮仪三：我跟着董鉴泓先生考察中国城市的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我们到了山西，从大同、太原等地，沿着同蒲铁路南下，不时见到许多保留着完整风貌的城镇，比如太谷、新绛、洪洞，平遥是其中的一个。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兴起建设高潮，平遥也有了改变城市面貌的“宏伟”计划。县里制定了一份“平遥城总体规划”，根据这份规划，古城中要纵横开出几条大马路，城市中心要开出广场，原有的市楼周围要造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按这个规划实施的话，平遥古城就完了。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去，一看，古城的西部已经在按这个规划做了，城墙被扒开了一个大口子，大马路已经开了180多米，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已经被拆了。

我马上找到山西省建设委员会规划处处长，他是同济的学生，我教过他。他找到了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主任同意由我来做一个新的规划，但只给了一个月时间，也没有承诺一定会用我的规划。

我赶紧回到学校，当时建筑系的主任是董先生了，陈从周先生也还在。他们都很支持我，陈先生还给了我两句话的规划总体思路，“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我从校内挑了12个优秀学生，条件是能写会画，还要能骑自行车。我告诉他们，这是义务劳动，条件差，时间紧，会很苦，问他们愿不愿意跟我走。他们都二话不说，跟着就走。其中有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有后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的李晓江，其他几个人，后来也都成为了有作为、有影响力的人。

我还向学校预支了3000元，用作路费和吃住开销，是董先生批的教研经费。我们做保护规划，当地平遥政府是一分钱也不出的。后来这成为了一个传统，我们都不拿当地政府的钱。

当时，平遥的卫生条件很差。上午10点多当地人就把中午的饭菜烧好端到桌上，一会儿饭菜上黑黑的全是苍蝇。开始我们没注意，结果全染上了菌痢，后来我就派学生专门赶苍蝇，看管好饭菜。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因为要争分夺秒啊。工作条件也很差，需要放大资料照片时，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了放大机、照相纸和药水，我们自己动手来做。

日夜奋战一个月，我们如期拿出了规划。

问：新规划如何平衡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两方面的需求？

阮仪三：首先要明确，平遥古城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该是整体性的，不是一两幢单体建筑的保护。为满足古城内人们改善生活的需要，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我们在规划中设计了一条环形车行道，也安排了给排水及电力、电讯工程的管网等。同时在古城的西面和南面，规划开辟一块新区，城市新建功能都放在新区里，总的方针就是“新旧截然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

问：当地政府接受这个新规划吗？

阮仪三：那时候的人们，满脑子想着发展经济，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古城，明显不接受新规划。看到这种情形，我决定带上全部资料，进京“公关”。

从平遥出发去北京那天，我借不到自行车，天上下着雨。我一个人背着图纸资料和行李，走了7公里路到火车站，带着一身泥浆，坐上当天的夜车到太原，再从太原转车去北京。到了北京，我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当时北京的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都还在，如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罗哲文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阮老师，您赶紧想办法去洗个澡吧。我当时完全像叫花子。

罗老和郑老看了我带去的资料，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我说那就请你们去平遥走一遭。他俩是国内古城和古建筑保护的重量级专家，都很热心，很快就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来平遥考察。山西省长出来接待。郑老对省长说，新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执行。我就对他们说，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

除了让平遥接受新规划，我还在北京说动罗老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在罗老的斡旋下，文化部拨了8万元。当时的8万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元，是笔巨款。我怕款子不落实，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李晓江给我盯着。他先到北京盯，看着这笔钱从文化部的账上划出；再到平遥等，两天后，钱到账了，平遥县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让李晓江继续留守平遥，建立一个古城墙修缮委员会，成立一支古城墙修缮工程队。这样，总算是把平遥古城保存下来了。

但是，过程中还是有反复的。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古城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要盖成4层的方楼房。同时，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也要建新楼，校长还放言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要5层楼高。我在平遥安插了“眼线”，一得到消息就赶过去，新楼都盖了一半了，我硬是想办法“砍”下来2层。保护古城，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上世纪90年代，阮仪三在平遥

1980年8月，阮仪三一行在做平遥古城保护规划时留影

问：在人们普遍意识不到古城古建筑价值的年代，您这么做很招人恨吧？

阮仪三：是的，恨我的人很多。江南有很多漂亮的古镇，比如周庄、黎里、盛泽、震泽等，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古镇都掀起了建设高潮，对古镇破坏得很厉害。我那时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看到这种状况，忧心如焚。当时的江苏省建设委员会认同我们的理念，专门为我们开了去古镇调研的公函和介绍信。这样我就走了不少乡镇，一边为公路铁路沿线的乡镇做总体规划，一边希望对那些偏远的还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做些保护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很多不理解。有位镇长几次对我说：“你们同济大学自己搞研究、搞教学就行了，我们嫌烦，你们这次做好了就不要再来了。”还有位镇长，用双手把我推出门去，还在我们背后大声关照办公室，“这几个上海来的老师，食堂不要卖饭票给他们，不留饭。”那时出差吃饭要凭粮票，小镇街上是买不到饭的，只有镇政府食堂可以买饭吃，我们同行的老师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还曾有人告诉我，某位县委书记在会上公开讲：“同济大学的什么阮老师要保护古镇，这是保护落后，你们不要支持他。”其他还有鼓动老人来闹的、叫小孩子对着我们吐唾沫的，什么都有。

问：面对这样的责难、侮辱，您怎么办？

阮仪三：我是不怕的，我没有动摇的时刻。平遥要开路，我就挡在推土机前面，说要开就从我身上开过去。在九华山，我阻止村民拆庙毁绿，他们晚上举着砍刀追来，我好汉不吃眼前亏，逃了。但我逃出去之后，四处告状，虽然不认识安徽省委书记，但我给他发了5页纸的电报，花掉近一个月的工资。这些年，我每年贴钱做保护的事，所以我是买不起房子的。

几十年来，我做工作坚持不懈，从不妥协。我能反复争斗，讲求实效，讲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我办事先交心，无私心杂念，日久见人心。我相信人们以后会记得我，因为我努力保护原汁原味的历史原物，并希望它能成为生长新东西的土壤和源泉，我愿做这些原真沃土的守护人。我提倡原样原修，反对做假古董。我提出用四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五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去修复历史遗存。

在保护古城古建筑上，我和上一辈的一些老专家的想法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是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组的成员，那时部分老专家认为，对建筑而言，只要发现了，认真做了记录，留下图文资料，就无愧于后人了。因此，拆除老房子成风时，他们熟视无睹，只是争相拍照画房子。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我们既要认真记录，更要设法保护。

我不怕死，不怕苦，最难受的是那些没有保下来的老建筑。人人都说我“刀下救平遥”很厉害，其实，当初平遥周边还有很多古镇，我都没救成。比如平遥有个姐妹城市，规模比平遥还大，有完整的城墙、钟鼓楼、孔庙，还有保存很好的民居。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毁了，心痛得不行。

1979年，阮仪三在九华山

1979年，阮仪三在九华山作总体规划汇报

【讲台：也是“战场”，怎能放弃？】

为保护古城古建筑，阮仪三四处奔走，到处演讲，努力唤起人们心里对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产”的情分。

修古建筑，先要修人心。三尺讲台，亦是阮仪三的战场。他横刀立马，用与面对轰鸣的推土机同样的勇气，再加上耐心，去面对围绕着保护与发展的种种混乱思潮，正本清源。人的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问：一辈子投身古城古建筑的保护与发展，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阮仪三：人，人是关键。

我们刚开始做古城古建筑保护的时候，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当地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当地的技术人员，既缺乏对古城古建筑价值的认识，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在平遥，我说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解决平遥城里的交通问题，以避免拓宽道路这种破坏性的方式。每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从县长到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单行道。

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阻止各地破坏古城古建筑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要加紧普及教育。我就在同济大学开了培训班，请平遥的领导干部到我这里来学习。他们说没钱来上课，我说我不收学费，再让学校出证明，让他们可以报销路费。我连办了三期培训班，每期3个多月，把平遥管城市和管文物的领导干部，都培训了个遍。我不仅给他们上课，还带着他们去苏州、扬州参观，请他们看人家是怎么保护、怎么修缮、怎么发展的。这些人回去之后就成了我的“战友”。

这就是我的方法：不仅要抢救古城古建筑，更要培养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员，让队伍越来越壮大。人的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我一直坚持办培训班，后来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的授权，正式成立了“城建领导干部培训中心”，办了局长班、专业证书班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干部培训班，我兼任主任12年。我80多岁了，但我现在还去中心授课。其他高校和各地政府请我去授课，我都去。只要人家听得进一两分，我就没白说。

问：这么多年来，您一共给各地领导干部上过多少课？

阮仪三：这个没法统计的，太多了，只要他们肯听，我就愿意讲。我准备了不同版本的课程，有讲古镇保护和发展的，有讲风景区规划的，有讲历史建筑修缮的，他们想了解什么，我讲什么。他们肯听两小时，我就讲两小时；他们只给我20分钟，我就讲20分钟。但我都讲得很生动，让他们听得进去，听了还想听，因为我手里有大把鲜活的例子。

为培训，我还主持编写了《城市建设与规划基础理论》，成为全国的示范教材。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仅要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丰富他们的经济、法律知识，也要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

问：这些经过培训的各地领导干部，后来都成了您的“眼线”了吧？所以各地一有破坏古城古建筑的事情发生，您总能第一时间知道。

阮仪三：是啊。这么多年下来，我在每个古镇都有好朋友、老朋友，他们大多是老镇委书记、老镇长。基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脉，理解了保护历史遗存的意义后，都很积极地投入到保护性发展工作中去了，他们都是很好的干部。现在，每逢过年，他们都会给我送年货，活鸡什么的，我都没地方找人杀鸡。

阮仪三与松浦晃一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吴启迪（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万钢（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吴志强（时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合影

阮仪三给外国专家讲解江南水乡

问：除了培训各地领导干部，您还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

阮仪三：虽然我的实践活动很多，但我首先是一个称职的教师，讲台也是“战场”，怎能放弃？1961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分配在城市规划教研室；1964年，我就独立开课讲“城市建设史”，并担任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的指导老师。我对教学是很认真的，备课资料充分，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我上课从来不点名，但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还有旁边复旦大学的学生跑来蹭课，有时弄得我们本校的学生反而没了座位。

经过多年积累，我开创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这一新的教学学科，编写了第一部这方面的教材，招收了这个方向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方向的研究生。我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有很多是非常出色的人才，他们跟着我一起，丰富了城市遗产保护这门新学科，并和我并肩作战，一起保护了很多古城镇古建筑。他们离开同济后，如同一颗颗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

而同济大学，始终有一支由老教授、中年骨干和青年才俊组成的从事历史城市和建筑遗产保护的专业团队。这支团队，在全国的城市遗产保护以至国际历史遗存保护领域都卓有声誉。上海的名城建筑保护工作领先于全国，不能不说和上海有一群这样的同济人有关系。

屈指一算，我近一个甲子的教师生涯，为保护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培养了大量的接班人。

问：您的培养方式十分多元。我注意到，您一直在主编出版《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今年出到第四本了，这一系列成为您指导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成果。

阮仪三：我每年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开展城镇和乡村的踏察，去发现、发掘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镇和村落，并做好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成果，从2003年起，在《城市规划》杂志上以“遗珠拾粹”专栏发表。每月一期，介绍一个古城（镇、村）或历史街区。汇集成书后很畅销，已经三次重印了。

我估计，全国拥有这些优秀遗存的古镇古村少说也有几千个，它们可能正在消逝，所以这项工作不能停。这个工作带来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我们不能只教学生书斋里的学问，而要走出书斋；第二个好处，这是在盘点全国历史文化遗产，把家底盘点清楚并记录下来；第三个好处，学生们对一个地方了解得越多，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就越深，这是在培养下一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传承要靠人来传，要让人对历史文化遗存产生热爱。这个系列现在不只对同济学生开放的，对全国有志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人都是敞开大门的。

2002年5月，阮仪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阿兰、兰德一起在南浔考察

问：传承者的队伍中有您的两个孙子。

阮仪三：我的大孙子毕业于同济城市规划学院，读大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城市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这个工作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由“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和法国遗产保护城市联盟、英国国家信托组织共同组织建立的。他目前在法国攻读历史建筑保护方向的博士，回来后会接续我的事业。小孙子念的是城市景观专业，也在我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我的妻子从同济总务处副处长的岗位上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同事们都叫她孙妈妈。我两个儿子、儿媳都是同济的教职员工。我们一家子几乎全是同济人，都为中国的城市保护效力。

我比梁思成、陈从周这些前辈幸福，因为我有第二代、第三代来接续我的事业。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来源：作者：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