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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和《滕王阁序》都是千古名篇，被分别选进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和必修五教材中。我刚刚上完《滕王阁序》，班上的几个学生就来问我：

“老师，您觉得《兰亭集序》和《滕王阁序》比较起来，哪一篇文章更厉害？”

在学生当中，往往就存在这样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式的较真思维：如果谈到历史人物“张灵甫”，他们往往会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谈到文学人物“王羲之”和“王勃”，他们往往会问“哪一个更厉害？”

对，学生们就是这样“较真”，不分出个“好坏”和“高低”，他们决不罢休！有时候老师很厌烦这样的较真，因为他们会把你问答“哑口无言”或“不知所措”。

然而，这种“较真思维”恰恰是“求知欲”的最强烈表现。作为老师，你可以“懒惰”一些，但绝不能抹杀孩子们那可贵的“求知欲”。

但是，在学生问到我之前，我还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序”，内容和写法都有相似之处，那么比较起来，哪一篇文章更为厉害呢？

为了能够更合理地给学生们一个解释，这一次，我也必须“较真”了，将两篇文章剖析给学生看。

一、作品的较量，也是作者的较量

作品都是作者所创作出来的，因为，我们比较分析两篇作品之前，有必要对两个作者进行一个对比。

1.家族背景：要讲“拼爹”的话，王勃比不过王羲之。

分析其“家族背景”，实际上就是“拼爹”。“拼爹”现象不仅仅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特色，在古代也同样存在，甚至还更加严重。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门阀制度”，更是将“拼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名门世家的官位和爵位统统都可以进行世袭或传递，而像鲍照那样的寒门士子则根本就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可以说，“大家族”垄断了整个社会资源。

《兰亭集序》的作者王羲之，就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他的伯父王导是东晋元勋，官居丞相一职，是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之后，父亲也是官居淮南太守，可以说，王羲之的家族是名副其实的“门阀世家”。这样的名门世家对王羲之的影响自然很大，父辈除开教他书法之外，还给他引荐了许多名士，优越的家庭背景给王羲之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环境。

《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初唐诗人。他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父亲王福畤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他的两位哥哥王勔、王勮也都才华横溢，三兄弟被人合称为“王氏三株树”。和王羲之的“名门世家”对比起来，王勃的家庭算是纯粹的“书香门第”。

2.社会阅历：“名士脾气”和“才华横溢”旗鼓相当。

“社会阅历”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内容，通过对两人“社会阅历”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成长轨迹，甚至还能够解释他们在作品中所抒发的思想与情感。

王羲之１３岁时拜见过大名士周顗，长大后被太尉郗鉴收为女婿。有了一个当官的岳父，何愁“官路”不发达？随后，王羲之从秘书郎开始，历任庾亮参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后军将军、会稽內史等职。

虽然这些官职在当时基本上都是些清闲官职，但是却逐步培养了王羲之后来的“名士脾气”，喜欢追求自由，讨厌官场的拘束。

王勃早有才华，他的成长经历注定“奇艳惊世”。根据《旧唐书》记载，王勃６岁时就能写文章，９岁时给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纠错，１６岁科举及第，授“朝散郎”，“朝散郎”乃当时“八郎之首”，正六品上文官。但随后两次被贬，给王勃的人生增加了一些波折。

王羲之因四处做官而培养了他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习惯，但是他没有经受挫折，他在书法方面的名气使他在官场上反而养成了自由随性的气质。

王勃因才华横溢，平步青云。最后由于太过“盛气凌人”而遭遇坎坷，被贬两次。但这也增添了他的“社会阅历”，积淀了他的“人生厚度”。

3.作品影响：“天下第一行书”大战“天才之作”。

王羲之被后世誉为“书圣”，而王勃则被称为“初唐四杰”。“书圣”表现了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初唐四杰”表现了王勃在文学上的成就。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请注意，这是从“书法”角度来评价的，而不是“文学”角度。王勃的《滕王阁序》被誉为“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唐摭言》），他的文章在有唐一代已经非常闻名，被《四库全书》列为“四杰之冠”。在诗歌方面，明代的胡应麟甚至将他称为“唐人开山祖”（《诗薮•内编》），可见，王勃在文学上的确颇有造诣。

由是观之，若论书法，《兰亭集序》的影响无人能及；若论文章，《滕王阁序》才是正真的“天才之作”。《兰亭集序》闻名于世，的确沾了不少“书法”的光。在这个意义上讲，《兰亭集序》是一篇“书法作品”，而《滕王阁序》则是一篇“文学作品”。

二、领略“气势”，体味“风骨”

（一）内容：

1.两场宴会，气势不同。

《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公元353年，王羲之与谢安、王彬等42位名士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办雅集活动，集会26人的37首诗作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作序。参会人员涉及军、政、文三界，影响十分巨大。

《滕王阁序》：“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公元675年，洪都都督阎伯舆重修“滕王阁”，并宴请众多幕僚和宾客，其中就包括刺史宇文新州，文坛词宗孟学士，掌管兵器的王将军（名字皆不详）等等，也涉及军、政、文三界名流。

“宴会”是古代文人常常用来吟诗作赋、彰显风雅、抒发情志的一种形式，在宴会中，他们往往会观赏风景，邀请名流作诗集辑。所办“宴会”是否有影响力，那就要看被邀请的名流究竟有何等名气。

从参加宴会的几个主要人物来看，很显然，“兰亭集会”呈现出人物众多、真实可靠、大腕如云三个特点，像王羲之、谢安、王彬、孙绰等是一等一的“大腕”“名流”。

而“滕王阁宴”中的人物则主要是一个“幕僚和宾客”，并非“大腕”“名流”。宇文新洲、孟学士、王将军在历史资料上的记载都不甚详细。只有作者王勃，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天才式的人物，但当时他年纪尚小，参加宴会也都是路过，人们并没有把他看成“名流”。

2.同抒悲情，境界有别。

《兰亭集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的后面表达了他自己的“悲情”，他为何会产生“悲情”？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眼前的良辰美景快要消失，他为这“将散之筵席”而感到悲伤；二是生命必将走向衰老和灭亡，他为这“终期之生命”而感到悲伤。

《滕王阁序》：“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无独有偶，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也抒发了他自己的“悲情”，那么王勃的“悲情”又是一怎样的情况呢？

所谓“兴尽悲来”，即“欢乐已经逝去了，而悲伤的情绪顿时袭来”，根据王勃的这个即时感悟和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发现他的“悲情”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觉到“个人渺小，宇宙无穷”，这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感悟；二是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而感到悲伤，也就是为他遭受贬谪、不被重用而感到悲伤。

如果说王羲之所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之悲”，那么王勃所表达的则是一种“人生之悲”。

王羲之对“生命意识”进行深入思考，这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著名学者钱志熙在《<兰亭集序>中的文学生命主题》一文中，将王羲之所描述的这种境界称为“生命境界”。

而王勃所描述的境界，可谓“生活境界”，他所哀叹的是自己的“坎坷人生”。王勃的“宇宙观”并非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而是基于自己的坎坷生活而表现出的一种“生存观”。

（二）文笔：

1.王羲之写得“意犹未尽”，王勃写得“酣畅淋漓”。

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文采”是其重要标准。而要论及“文采”，我们可以去考察体悟文章中的那些“名句”。

《兰亭集序》中的“写景名句”：有如“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天朗气清，蕙风和畅”。

《滕王阁序》中的“写景名句”：有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兰亭集序》中的“抒情名句”：有如“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滕王阁序》中的“抒情名句”：有如“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仅是他乡之客”“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在一定程度上，诗词名句直接彰显了作者的才华。相比之下，王羲之的名句似乎有些捉襟见肘，意犹未尽；而王勃的名句则显得丰富多彩，酣畅淋漓。在写景、抒情、言志和句式、辞藻、用典等方面，王勃的文辞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而王羲之的文辞则是“生动简约，笔情绝俗”。

2.《兰亭集序》“骨力稍微”，《滕王阁序》“气象充足”。

魏晋名士，异常强调“风骨”，为人如此，文章亦如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认为“文明以健，珪璋乃骋”，意思就是文章必须要写得“晓畅而有力”，才能像珍贵的玉器那样被人重视。文章“结言端直”“意气骏爽”，才称得上有“风骨”。

而清代学者黄叔林又认为“气是风骨之本”（黄叔林《文心雕•龙注》），“气”是继“风”和“骨”之后评判文章的又一重要标准。刘勰认为“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意思是作者在写文章之前，要充分地培养自己的“气质”，做到“辞句有力而内容充实”，这样的作品才能放射出清新的光彩。

总之，“气”是指文章体现有无生命力、生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人要有“气”，才能成为活生生的人；“骨”指的是“骨力”，体现的是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文采”，“风”指的是“情志”和“教化”，文辞要有感人的力量，文章才能打动读者。

纵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文章虽然表现了“良辰美景之乐”，但更多的是“生命苦短之悲”。读者观之，只能为之更加感伤，它既不能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不能展现出“教化的力量”。

无论后世学者如何为之“洗白”，都无法改变这篇文章浓烈的“玄学意味”和消极的“遁世思想”。在文辞方面，则既缺“端直之文辞”，又少“骏爽之文气”，可谓“骨力稍微，体势略弱”。

王勃的《滕王阁序》，除开将滕王阁之美景写得淋漓尽致以外，也写出了个人生活的哀叹和伤感。对美景的留念，对坎坷的慨叹，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激励，交织展现出作者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失意与奋进的复杂情感。

但是，王勃“哀叹而不悲观”，在“伤感”之余，他还写出了积极面对未来的“昂扬之态”，“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这种面对坎坷人生而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昂扬精神”，在古代极为难能可贵。表现在文辞方面，既有“吟咏之滋味”，又有“昂扬之气象”，可谓“明畅有力，气象充足”。

三、两篇文章的差距，就是两个时代的差距

《兰亭集序》诞生于东晋时期，而《滕王阁序》则诞生于初唐。因此，这两篇文章既是“个人的作品”，又是“时代的作品”。

1.《兰亭集序》暗示了一个混乱时代的终结。

王羲之为何会在《兰亭集序》中提到“生死问题”，而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则没有？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这和那个时代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历史上是一个“混乱”的时期，著名作家余秋雨将“魏晋”时代称为“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他在讨论“为何魏晋名士往往成为刀下之鬼”时，如此写道：

“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堤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余秋雨《中国文脉》）

这意味着，魏晋名士往往在刀光剑影之下“残忍”地活着，他们要么“端直”而被杀戮，要么“圆滑”而侥幸存活。他们之所以屡屡思考“生死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常常面临“生存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王羲之虽然有对良辰美景的“短暂之乐”，但更多的是对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的一种“失望”和“忧虑”。在朝不保夕的混乱时代，还是用短暂的快乐来自我安慰吧。

面对当前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王羲之先是“清醒”，而后变得“消极”。他看到的不再是“生命的精彩”，而是“世事的荒诞”。

作为“名门世家”的一代名士，竟然也对生活失去信心，也对生死产生无奈；豪门名士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呢？当人们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难道不会整天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吗？

由此可见，“生死问题”已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时代问题”，是这个时代所有人需要共同思考共同面对的普遍难题。当一个人常常思考“生死问题”，便恰如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已是“日薄西山”。面对“老之将至”，自然是一种悲情心态。

王羲之的这种悲情心态，也正反映出东晋王朝“日薄西山”的时代命运。一个没落王朝的臣民，也只能随着王朝的日益衰亡而发生一声声叹息。

2.《滕王阁序》为“盛唐气象”的开启作了充分的铺垫。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展现出来的“昂扬精神”，有人将其归于“年轻之心态”，也有人将其归于“横溢之才华”，然而，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富有“昂扬精神”的时代，著名文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先生把这个时代称为“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虽然，王勃并未真正地生活中“盛唐时代”，但是，他们在“初唐”的文学创作为后来“盛唐气象”的开启却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

“盛唐气象”的特征主要有：投身于社会和政治的热情，跃跃欲试的参预意识，强烈的自信，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

而这些特征，恰恰早已蕴藏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之中。由于自己两次被贬，悲伤低落的情绪仍然尚未消散，“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既有对自己人生坎坷的悲叹，也有对不得志的历代名士的悲叹。

但王勃并未像王羲之那样这种人生坎坷的悲叹置于“绝望消极”的境地中，反而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样的壮志来反击坎坷命运，高唱“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的豪情。

这种自信，这种昂扬的精神，正是后来“盛唐时代”人们的普遍精神。这岂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兰亭集序》所能比的？

结束语：

本文从多个方面论及《兰亭集序》和《滕王阁序》这两篇文章及作者，两位作者“作品相似而经历不同”，两篇文章“内容相似而气象不同”。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两篇文章各有千秋：《兰亭集序》是艺术界的臻品，而《滕王阁序》则是文学界的奇文！网友们，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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