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记忆脑电波声音,声音记忆，关于语言与理性、逻辑

（一） 从“白马非马”说起

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位“辩者”叫公孙龙，“白马非马”论就是他的杰作。年轻时刚读到此话，大为困惑，难道白马不是马？岂非奇谈怪论！后来明白了，这个“非”应读作“不同”，而不应读作“不是”，所以此话意思是说“白马不同于马”。

“白马”指白色的马，“马”指所有的马（包括各种颜色的马），“白马”与“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白马非马”，没错。公孙龙之言启发了我，让我对语言问题产生兴趣，经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终于能够阐述一下我对语言问题的若干想法，譬如语言和理性的关系，语言和逻辑的关系等等，并敬请诸公赐正。

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创立的“分析哲学”，认为哲学应该是这样一门学问——通过对语言的分析，遵循统一的“逻辑形式”，区分真命题和假命题，区分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达到澄清思想的目的。在他们的引领下出现了被称之为“哲学转向”的潮流，并形成一个新的学派。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语言的意义有了新的想法，下文将涉及。

不过，说哲学的任务或目的是“澄清思想”，说是要区分“真命题”与“假命题”，或区分“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是否能做到呢？如果做不到，岂不是无法“澄清思想”了？哲学还有什么用处呢？下文也将讨论这个问题。

（二） 从“一个声音”开始

人类的语言是怎么产生的？或许是从“一个声音”开始的。自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以后，就逐渐获得了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身体功能，其它动物则没有这种功能。请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在远古时期的某天清晨，一个人惊醒了，看到近处站着一头狮子，于是他发出一个声音，叫醒其它的人，然后一起逃避或发起攻击……。不久，这样的情景又出现了，人们用前次同样的声音唤醒大家，屡次出现同样情景以后，这些人就“约定俗成”地用这一个声音来指称狮子。人类不但能用一种声音来指称狮子，还能用不同的声音来指称狼、老虎、熊等等，甚至能用不同的声音来指称他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事物。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经历了无数次上述类似情景，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同一群体内，约定俗成地使用声音作为符号指称各种事物，语言就在这种积累过程中慢慢“萌芽”了。

当然，以上只是设想，我们无法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语言是人类在积累大量经验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什么“先验的”因素。

考古发现，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一处洞穴中，石壁上有一幅野猪的画像，它存留在世已有４万多年。此外，在世界各地还发现多处洞穴中的壁画，这些发现表明，远古时期人类能用图像来标志他们经历过的事物。在中国，发掘出商代使用的甲骨文，在龟壳上面刻有象形符号，用线条简化事物的图像，以记载并交流所见所闻。从洞穴画到象形线条符号，展现了人类创造文字的历史。

总之，人类创造语言文字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语言文字是人类积累大量经验的产物，并随着经验的进一步积累而有所发展、演变。人类没有先天的语言功能，但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初生婴儿不会使用语言，是在后天经验的积累中慢慢学会的。“狼孩”和“泰山”（动画片主角）不会使用语言，因为他们出生以后就与野兽一起生活，没有学习语言的对象和环境，只有返归人群后才能学会使用语言。

（三） 竞争的需要

人类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声音去指称事物呢？我们可以设想独自一人活着的情景，他不跟任何人有交往，当他看到近处有只狮子的是时候，也会发出一个声音，但只是出自惊吓，他不是为了告诉他人而发出这个声音，他遇到老虎、狼、熊的时候，都发出那个惊吓的声音，他不需要用不同的声音告诉他人看到了老虎、狼或熊。

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人类需要结成群体，这不必要出于什么理念，凭直觉就知道结成群体的好处，动物界也有结群的现象。群体能够聚集每个人的力量，把个人的行为指向同一目标，并互相配合，但有个不可缺的条件，那就是必须相互交流各自的感觉、经验、意图等等。否则，在无法交流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不知道他人的感觉、经验、意图等，也就无法找到共同之处，无法确定行为的统一指向，无法互相配合协调。譬如，当发现狮子的时候，一个人发出一个声音向其他人发出警告，另一个人发出另一种声音示意发动进攻，其他人马上发出同样的声音表示响应，如此这般，他们合力赶走了狮子。可见，人类使用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意义（感觉、经验、意图等），是出于互相交流和合作的需要。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获取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就必定会导致竞争，互相合作结成群体以应对竞争，有利于获取所需资源，有利于抵御天灾人祸，这就是一种合作竞争方式，其前提是人与人能够交往，人类学会了使用声音和图像的符号，以此作为交往的工具，才能采用合作竞争方式应对竞争，所以说，创造语言是出于竞争的需要。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族群生活在封闭的某个区域内，从不跟外界有任何交往，族群内部只需要少量的、简单的交往，或许，使用声音作为符号来指称事物已经可以满足群体生活的需要，所以这些群落就不会产生文字。探险家们已经发现多处这样的封闭群落。

只有在应对广泛的、复杂的竞争环境时，才需要创造出文字。声音只能留在记忆中，无法留存下来，当人类生活积累了愈来愈多的经验，需要指认的事物及事物的运动变化已经复杂繁多，单靠只能记忆的声音作为符号就无法适应。但是图像能够记录、储存下来，弥补了声音无法留存的缺陷，打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性，更方便于传授、交流、传播，于是人类创造了象形符号、线条符号、文字。

生命需要竞争，竞争需要合作，合作需要交流，交流需要语言，语言的诞生是出于竞争的需要，语言是在竞争环境中创造出来的。

（四） 语言与理性

在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功能也同时被开发并进化了。

当人们约定俗成地用一个声音来指称狮子时，就表明他们已经具备“抽象”的能力。在那以前，人们多次看到过一个一个形象相同的狮子，然后再约定俗成地用同一个声音来指认所有的狮子，或者说用一个符号来指称同一类事物，这个符号所指的不再是个体的狮子，而是狮子的“共相”。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开发并进化出了现在称之为“抽象”的能力。

动物也有辨认其它动物的能力，狮子认得鹿，鹿认得狮子，狮子不会把老虎当作鹿，鹿也不会把狮子当作牛。但是动物只能靠记忆中的形象来辨认对象，它们不会用符号来指认对象。人类学会了使用符号（声音、线条）来指认事物，就等于把对象的“形象”抽去了，动物只能靠“形象”辨认事物，而人类能用“抽去形象”的符号来指认事物，称之为“抽象”的能力。

从此以后，当人们看到狮子的时候，在他脑海里会出现指认狮子的符号，当人们在脑子里出现指认狮子的符号时，同时也出现狮子的形象。人们还可以脱离事物的具象，在脑海里想象事物间的关系。譬如，当人们看到以Ａ为符号的事物出现之后，紧接着出现Ｂ事物，经历多次观察，人们发现每当出现Ａ接着就会出现Ｂ，于是，人们回想起这些经历的时候，脑海里出现了Ａ和Ｂ总是相继出现的经验，人们想用符号来标志、记录、传播这种经验。他们在这种经验（即Ａ与Ｂ总是相继出现）中发现，Ａ每次出现都导致Ｂ的出现，这是Ａ的共同点，下次再出现Ａ时还会呈现这一共同点，即紧接着出现Ｂ。与此相同也发现Ｂ的共同点，即都会紧随着Ａ之后出现。人们使用已经进化出来的抽象能力，把所有Ａ的共同点抽象出一个符号，譬如“因”，把所有Ｂ的共同点抽象出一个符号，譬如“果”，并以这两个符号来表示Ａ与Ｂ二者之间的关系，指认Ａ与Ｂ的关系是“因果”关系。

以上的描述是想说明，人类正是在竞争环境中长期积累了大量经验，学会了创造和使用符号，进而创造和使用语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进化出抽象的能力以及记忆、想象、比较、分析等能力。简而言之，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在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进化并发展的。也可以说，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理性思维能力，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语言还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不可能有什么先验的语言、先验的理性。

（五） 语言与逻辑

人们使用的很多个字、很多词语，都有其确定的意义，譬如，大与小，外与内，是与否，上和下，阴和阳，来和去，你我他，睡觉，吃饭，说话，走路，等等。当词语的意义被“约定俗成”地确定下来以后，如果在使用这些语词的时候违背了其确定的意义，就变得不合逻辑了。通俗地讲，“逻辑”这一语词的意思就是指遵循规则进行的推理，也就是所谓的“有效的推理”，遵循规则进行的推理就叫做“合乎逻辑”，违背规则进行的推理叫做“不合逻辑”（这里所谓“通俗地讲”的意思是有别于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使用语言进行推理时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这规则就是：不得违背语言的“约定俗成”的确定意义。

譬如，说“杯子在桌子上面，桌子在杯子下面”，此话合乎逻辑，如果说“杯子在桌子上面，桌子在杯子上面”，大家一定认为此话不合逻辑。为什么？因为那句“桌子在杯子上面”，把“上”与“下”的意义颠倒了，违背其本来被确定的意义。再譬如说，“下雨天我不出门，今天下雨，所以我不出门”，此话合乎逻辑，说“下雨天我不出门，今天下雨，所以我出门了”，此话不合逻辑。为什么？因为语词“出门”与语词“不出门”的意义，二者正好相反，此话却把二者的意义颠倒了。

再譬如，说“爱国是一种美德，政府代表国家，所以爱政府是一种美德”，此话“不合逻辑”，为什么？因为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指称两种不同的事物，可是此话却把二者混淆、等同。“代表国家”不等同于“国家”，政府只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机构，是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权力的一方组成的机构，这机构得到了“代表国家”的权力，当该机构垮台之时就失去了“代表国家”的权力，政府作为这样一种机构怎么可能等同于国家？此话违背了“国家”和“政府”这两个语词的确定意义，所以不合逻辑。

此外，人们可以找出无数例句说明，当使用语言时违背了“约定俗成”的确定意义，就必定不合逻辑。

可见，当语言的意义被“约定俗成”地确定以后，使用语言进行推理时所呈现的逻辑也同时被规定了。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本身规定了逻辑，逻辑隐含在语言当中。人们以为是逻辑规定了如何使用语言的规则，这是一种误解。逻辑是指“有效推理”，所以逻辑作为一门学问，主要研究如何评价推理是否有效，遵循何种规则才能有效，只有遵循使用语言的规则才能有效推理，这个规则就是——不得违背语言被约定俗成的确定意义。是语言其确定的意义规定了使用时呈现的逻辑，不是逻辑规定了使用语言的规则。

于是，必定会有人要发问：语言中有很多语词的意义是约定俗成地被确定了的，但是，还有很多语词的意义并不确定，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赋予同一个词语以不同的意义。譬如“自由”，有很多人解释它的涵义，于是“自由”这个词语就不再有确定的意义。那么，在人们使用“自由”这一词语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自成一套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在这类情况下，如何评价它们是否“有效推理”或“合乎逻辑”？

譬如，哈耶克给自由下了个定义，说自由是不受强制的状态，随后论证：当民主政体让大多数“被雇佣者”获得选举权之时，导致这“大多数”用强制的手段压制“少数”，自由被摧残了，自由衰退了。另有人给自由下了个定义，说自由是法律规定的权利，随后论证：民主政体让大多数人获得政治自由的权利，自由更拓展了。

其实这是常有的现象，使用同一个语词（概念），却有不同的定义，做出不同的论证，得出相反的结论。可是双方都得到大批读者的认同，形成了两个群体，各方都坚持己见互相争论。这种常见的现象表明，当语言的意义没有被确定，而是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的时候，逻辑就不再是单一的。哈耶克按照他的“自由”涵义所规定的逻辑进行论证，另一人按照他的“自由”的涵义所规定的逻辑进行论证，有的读者认同哈耶克的逻辑并信服其论证，另有读者认同另一人的逻辑并信服其论证。应该说，两个读者群都对“自由”这一语词“约定俗成”地确定了其意义，并且都按照“确定的意义”所规定的逻辑进行推理，因此都没有违背使用语言的规则，即没有违背“不得违背语言的约定俗成的确定意义”这一规则，双方都认为己方的论证“合乎逻辑”，都是“有效推理”。

还有人会提出“自由”的各种涵义，譬如：“自由是随心所欲的状态”，“自由即意志”，“自由即必然”，“自由即服从”……等等，难道他们使用“自由”这一语词的论证都是合乎逻辑的有效推理？很难说，当其中某一种涵意的“自由”没有被某个群体认可（约定俗成）的话，或者仅仅被极少数人认可的话，那么它将逐渐被淘汰，成为旧书堆里的遗迹。

也许有人又问：使用同一个语词，赋予不同的意义，推理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却可能都是有效论证，都够得上称之为“澄清的思想”，各方都认定己方的判断为“真”，那么，认为“澄清思想”可以区分是“真”还是“假”，岂不是没有意义了！

这问题提得好，的确如此，研究逻辑无法区分真假，无法区分有无意义，研究逻辑是为了追求“有效”的理性思维。那么，这“有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有效？下文再议。

（六） 语言的规则

语言的规则，是指人们在创造或使用语言时必须遵循的规则，违背了这个规则，任何人创造的语言将被淘汰或无法使用。很多学者都承认语言是有规则的，那么这规则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在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说到构成命题的语言以一定的方式相互关联，他称这种结构、方式为“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形式”是使用语言一定要遵循的统一的规则，还特别指出：“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这样就把“逻辑”与“实在”等同起来了，或者说，当命题中的语言按逻辑形式相互关联时，该命题就与实在相符，是“真命题”或“有意义命题”，否则就是“假命题”或“无意义命题”。在第二部著作《哲学研究》中，他否定了上述看法，认为使用语言没有统一的规则，他把使用语言的行为和活动称之为“语言游戏”，有各种语言游戏，有不同的规则，各种语言游戏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所谓“家族相似性”。这样他就否定了原先提出的“逻辑形式”的说法，对语言的“规则”有了另一种看法。许多学者曾提出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这另一种看法。譬如前两天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及其捍卫常识的接力”，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刊于《华夏文摘》），作者翦一休这样写道：“语言游戏有两个特点与我们以下的讨论有关，第一，语言游戏是一项遵守规则的行为，特定的语言游戏有特定的规则，这是交流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第二，语言游戏的规则寓于更大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生活形式）之中。”可是，就如其他学者的说法一样，仍然没有说出那个“规则”究竟是什么，说了规则“寓于”什么之中，但究竟是怎样的规则“寓于”其中？没有说出来。

那么语言有没有规则，有没有统一的规则？应该说，有规则，而且是统一的规则，即上文已经提到的规则——语言必须经由“约定俗成”而确定其意义，使用时不得违背其确定的意义。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有确定的意义，二是，必须经由“约定俗成”来确定其意义。

语言游戏的共同点，是使用“语言”，它们之所以被称为语言游戏就是它们都是使用“语言”的行为和活动，而这“语言”是有规则的。如若违背了语言的规则，各种语言游戏再怎么制订各自特有的规则，语言游戏是无法实现的。

“约定俗成”这一点十分重要。上文提到，如果在某个群体中，人们无法做到用同一个符号来指称一类事物，而是各自随机地使用不同的符号，那么这些符号就不能成为他们相互交流的工具，因为他们互相都不懂对方表达的意思，只有当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使用同一个符号指称一类事物时，才能进行交流，所以“约定俗成”是创造和使用语言的必要条件。“约定俗成”还意味着下面几点：一是，语言的创造是竞争的需要，竞争需要合作，合作需要交流，交流需要“约定俗成”的工具，所以，语言创造过程必定由群体成员共同参与，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完成。二是，如果在群体中有人想创造一个新的符号来指认某一事物，经过集体的“约定俗成”后，可以纳入语言系统，否则，就会被遗忘，被淘汰。三是，“约定俗成”是偶然性的集体行为，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创造的语言因这种偶然性而不可能相同，所以世界各地存在很多种语言。使用不同的语言人们能否互相交流？能交流，需要有个“约定俗成”的过程，譬如，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跟不懂中文的美国人互相约定，“我”的发音、字形跟“Ｉ”的发音、字形表示同一意思，以此类推，他们就能相互交流了。四是，同一语词（概念）可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但它必须能在某个群体里能被“约定俗成”地确定其意义。哈耶克说自由是不受强制的状态，另有人说，自由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他们对“自由”赋予不同的意义，但只要能够在某个群体中得到认可，还是符合语言的规则，可以使用在思想的传播、交流之中。另外，据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他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说，自由这个词有“二百多种意涵”，可是，其中只有极少数为某个群体认可其确定的意义，其余的则成为旧书中的遗迹。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是指使用语言进行的行为和活动，尽管说到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不同的规则，但是它们都必须遵循上述统一的语言规则。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任何语言游戏的参与者，都必须约定俗成地确定他们使用的专门语言之意义，如果违背了这规则就无法进行交流，无法进行游戏。二是，任何游戏除了使用其专门语言以外，大量地使用通用的语言，如：上、下、内、外、来、去、是、否、你、我、他等等，如果违背了它们被约定俗成地确定的意义，就被认为不合逻辑或属于无效推理。

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是因为它代表了某种意义，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就是为了寻求“物”的意义，寻求“物与物的关系”的意义，如果语言没有经由约定俗成地确定其意义，语言还有什么用？

（七） 哲学的任务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哲学任务或目的是“澄清思想”。对此，或许可以理解为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每个人对自己的理性思维而言，这很重要，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混乱，怎么能够与人交流？怎么能得到他人认可？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确能够帮助人们澄清自己的思想。二是指对所有人的思想而言，要对种种思想施以鉴别，做出是非、对错、真假等等的评价。可是，第二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个人而言，怎样澄清自己的思想呢？哪就是要遵循上述“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规则”。举例说吧，数不清的人在谈论“民主”，但是其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首先，你应该阐明你所说的民主是指什么，给“民主”赋予确定的意义，人们常说，先搞清楚概念，就是这意思。其次，此后的论述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该“确定的意义”。如果你使用民主这一词语来思考或写作，而脑子里却没有其“确定的意义”，有时说民主就是选举，有时说民主就是多数统治，有时说民主就是多数暴政，有时说民主就是庸众专政，有时说民主是工作作风，有时把现代民主政治等同于古希腊“雅典民主”，有时把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当作民主，……如此这般，你的思想一片混乱，却还盼着得到众多读者的认可，岂不是水中捞月？

为什么说第二个任务不能完成？首先，因为人的思想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在人脑中产生出来的，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各不相同，人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所以在其头脑里产生的思想必定有所不同。自古至今，没有一种观点不被置疑，没有一种思想不被怀疑。若是“澄清思想”以求无人可以怀疑，事实上办不到。其次，由谁来评价是非、真假？无非是由人来评价，而人当然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来评价他人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各不相同，做出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不存在所谓“客观的”评价，评价变成了各说各话的活动。第三，因为存在竞争，每个人人都处在竞争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极力保存自我、寻求发展，其中包括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思想（精神资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真理，互相争夺“占有真理”的地位。于是，不同的思想都是真理，就等于没有真理。把某一种思想吹嘘为唯一的、正确的、客观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在思想竞争的环境里，澄清思想的目标只能是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不可能达到“全体一致赞成”的目标，思想之所以有其威力，是因为当它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后，就可能转化为巨大的力量，以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和优势。上文提到：研究逻辑是为了追求“有效”的理性思维。那么，这“有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有效？这里有了回答，这“有效”是指达到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目标。

所以，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是优化思维，哲学是优化思维的学问。所谓优化，就是指——让思维更为有效，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