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什么的一幕，记忆中的年味

文/王辉成

说到过年，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过年的风俗习惯也都有不同，但在这些所有的过年风俗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有浓郁的年味儿。

我的家乡在鲁西南，紧靠着东平湖。在我的记忆中，每年一到深秋，村子西边的芦苇荡里就开始忙碌起来。那是我的父辈们在收割芦苇。农村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席子，湖区更是如此。农村没有副业，集体经济收入大多靠卖苇子。在经过一阵紧张艰苦的劳动后，就进入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那个时候心中最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过年是一年中最值得期盼的日子，因为一进腊月，村子里的年味儿就氤氲开来，越来越浓。腊月里首先迎来的第一个值得期盼的日子是腊八节。有句俗语：“腊七腊八，冻死叫花”。可见，这也是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日子。据说每到这一天，一大早，老人们就开始把很小的女孩子从睡梦中叫起来，实施蓄谋已久的爱心行动——扎耳朵眼。当然这只是专属于小女孩的，男孩子基本上是没份的。但是也有例外，我的左耳到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疤痕，据说是当年我奶奶为我扎耳朵眼失败后留下的纪念。

过了腊八节，村子里就开始忙活着为过年准备各种各样的物料。那时候，村中的磨房里就开始忙活起来，天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拎了粮食到这里来推磨，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电，更没有地方磨面，加工粮食大多都是靠推碾。当然，这些是我们小时候常见的，差不多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孩子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们跟着大人到磨坊里推完粮食，也就更加盼着过年了。接下来，大人们就开始准备着磨豆子做豆腐了。小时候几乎家家的大人都会做豆腐，我就曾经亲眼见过我的父母做豆腐。我的东邻居二爷爷家里有一个水磨，那是专门用来磨豆子用的。跟着大人去爷爷家先推磨，把一大簸箕精心挑选洗净晾成半干的黄豆放到磨眼里，一圈圈的围着磨盘推动石磨，把豆子磨碎，做成一大盆子豆糜。在熏得漆黑的简陋的厨房里，坐在风箱前面，用柴火填进锅灶，火越烧越旺，把磨好的豆糜倒进锅里，烧好一大锅水，熬成豆浆，把豆腐浆舀进豆腐包里，然后加上适量的盐卤，原本稀稀的豆浆很快就凝聚在一起，然后再压上重重的石块，过上一段时间，豆腐就做成了。

磨完了豆子，做完了豆腐，最热闹的一幕就该上演了，那就是杀猪。那时的农村粮食还很紧缺，收完地里的庄稼之后，先要选出最好的粮食交公粮，等交完公粮剩下的也就很少了，那也就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所以农村喂猪主要是喂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和刷锅水。长了一年的猪，到了腊月长得肥头大耳。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日子过得比较富裕的家里，都会选一头长得最壮的猪杀了过年。于是，杀猪就成了村里隆重的一项过年项目。可是，杀猪毕竟不是人人能干的装家伙，杀猪的人家都是去请了村里专门的屠夫，从早到晚好酒好菜的招待着，忙活一整天，才能干完活。谁家要杀猪了，孩子们都会相互招呼着去看，就像今天在街头看演出一样。

过年对大人来说，是紧张忙碌，抑或是沉重不安的。而对于小孩来说，过新年穿新衣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临近过年，最期盼的事是跟着父亲去河对岸的斑鸠店赶年集。斑鸠店是隋唐演义里草莽英雄程咬金的故里，至今还建有程咬金庙。从我家到斑鸠店，中间要经过浮粮店。浮粮店是传说中南朝宋文帝时的大将檀道济设计击退北魏骑兵的地方，后来还演变成中华成语词库里一个著名的成语典故“唱筹量沙”。那时候，一到腊月里，小清河里就结了很厚的冰，虽然踩在冰河上北风一吹感觉很冷，但是毕竟这也是一年里难得的游戏，还省下了平时摆渡过河的费用。等小心翼翼的在父亲的呼叫中过了河赶到集市上，身上薄薄的棉衣里早已经汗水涔涔。

整个集市上，最热闹的是肉摊和炮市。家里没有杀猪的人家，大人手里捏着少得可怜的纸币，那可是全家人一年里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在一架架猪肉摊子前面走来走去，为过年串门精挑细选买几刀猪肉作为年礼，再为自己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买一块吃肉，就算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男孩子最向往的地方当然是鞭炮市。平时没有机会赶集，到了春节前最后一个集（也叫赶末集），因为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除夕了，所以商贩们都卖足了力气，使尽了各种招数，大声的招揽顾客。有人起哄说：“光喊不练假把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啊”，于是，那些鞭炮摊主就一个接一个的站到自己家装满鞭炮的四轮车上，用竹竿挂起一串长长的大白皮炮仗，点着了以后高高的举起来，黑压压的人头上方立即出现了“噼里啪啦”的响声，整个集市上鞭炮声此起彼伏，引得赶集的人竞相观望。架不住孩子的软磨硬缠，大人们往往也会给男孩子买几挂炮仗，给女孩子买几把滴滴金（一种细长的裹上火药的纸捻，黑夜里点着了会闪烁五彩缤纷的亮光）作为新年礼物。有一年，我把父亲给买的一张摔炮掖在裤兜里，也许是磨来磨去的时间长了，赶集回来在半路上竟然炸响了，差点把裤子给烧着了。

我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尽快跳出农门，吃上国库粮，就上了师范。每年放了寒假回家过年，邻居们就都把早就买好的红纸送到家里来，让我给他们写对子（春联）。那时的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也就勉强能写成个，但难得邻居们信任，好在庄稼人过年贴对子只是图个喜庆，也不在乎字好孬。就这样，往往一写就是好几天，只写到大年三十才罢手。

当然，过年最隆重的仪式是大年初一拜年。每到这一天，老人们都是早早的起来，端坐在堂屋里等着晚辈们来拜年。但那时我最不理解也最排斥的是挨家挨户拜年时跪下磕头。在外面上了几年学的我坚持只鞠躬不磕头，惹得我本家的二爷很是不满，在他看来我简直就是异类。现在来看，那时的我真是天真的可爱，给长辈磕头其实看重的是一种仪式感，更何况这头一磕下去，不仅是给健在的长辈磕，还是给请回来过年的已经故去的先人磕，表达的是对长辈祖先的尊重和感恩。这种古老的传统又何尝不是对年轻人进行的一种生动的礼仪教育？那时我的一个本家爷爷家里每年都会在堂屋正对门口的八仙桌上方墙壁上挂一幅祖子图（上面按辈分排列着已经去世的各位祖先的名字和画像），最上面写有一行字“慎终追远”，后来我才知道这四个字出自《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告诫后人要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过年的风俗也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因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还碧水蓝天，国家已经有好多年禁止在城镇核心区燃放烟花爆竹，过年也听不到鞭炮响了，过年也和平时一样安安静静的。由于长年在城里居住，十几年前父母也早就被接到城里住进了楼房，我已经有十五六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春节后前来给我父母拜年的叔兄弟说，如今老家大年初一的拜年也和以前不同了，不再挨家挨户的串门拜年，也早就不时兴磕头了。男人们吃完早饭都去前几年修建的家族祠堂集合团拜，妇女们就三五成群的聚在家里喝茶嗑瓜子。今年因为防止新冠病毒流传的原因，国家提倡就地过年，很多人都没有回家，过年的氛围也显得比以往冷清了一些，但是亲人可以隔屏相见，用手机视频聊聊天，虽远隔千里，也情谊浓浓。

壹点号王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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