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语录，「说谍」名不经传的红色特工，凭出色记忆力摧毁中统潜伏情报网

在国共斗争史上，在分裂的那一天起，就不仅仅是正面战场上的硝烟厮杀，“暗战”也从始至终伴随着国共命运间的潮起潮落。

当中国革命进入到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年代，虽然表面上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双方有过极其短暂的蜜月时间，事实上，双方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最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党在白区的坚强战士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中共隐蔽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宣侠父就被蒋介石亲自下密令，于1938年暗杀于西安。彼时，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更为重要，而“无间道”则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手段。许多“潜伏者”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奉献了最忠诚的力量，但从未将名字留给后人。

石志文老前辈就是“红色谍海”中，那一掬无名的水。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当时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心中的“圣地”，当然也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意欲拔去而后快。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布置高达126个特务机关（班、组），向延安地区潜入各类特工多达700多人，而中共保卫系统以其睿智和严谨，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这些特务绝大多数被中共情报保卫部门一一清除掉。其中，社会身份为甘泉县小学校长的红色特工石志文，奉命潜伏进国民党中统特务训练班，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边保）一科副科长兼延安市外勤特派员赵去非策划下，在中社部周兴、陈龙，布鲁这些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共政治保卫大师们的组织，侦破和行动中，曾一举破获中统在陕甘宁边区渗透的多达40余人的情报网。

石志文，1916年10月10日出生于肤施（延安旧称），父早亡，母亲带着他改嫁后不幸又离开了人间。所幸的是他的继父将他视如己出，为了以后不再能有盼头，继父拼命干活，咬牙让他在附近的学校半工半读。石志文没有辜负继父的期望，刻苦读书，在16岁的时候被校长看中，甚至让他成为了女婿。自此，在条件的改善后，石志文更加用功，进入了在当地赫赫有名的榆林中学就读。不仅如此，因学习优异，他还额外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每年六十银元的补贴奖励。

石志文老前辈

1935年，陕北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难卓绝的长征到达了此地，这让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一方面调集军队准备围剿，另一方面准备封死红军的通路，中断了陕北各地交通。国民党当局发布了“外地学生均不得回家”的命令，如此，石志文更加将全部精力放到了学习上。

1938年，石志文毕业了，彼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他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识字先生”“秀才”石志文成为了甘泉县小学的老师，二年后的1940年，他升任了校长，是拿国民党工资的政府教员。“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读书人的座右铭，与侵略者的战争，以及国土的沦丧让怀揣一颗爱国心的石志文忧心忡忡。有着这样心理，让他以后虽然是偶然，却是人生发展的必然中成为了“红色特工”，完成了非凡的“红色无间道”。

赵去非，抗大一期生，1937年12月毕业，分配至边保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建国后，曾历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在赵去非担任保卫工作的过程中，认识了甘泉县名人，年轻的小学校长石志文。石志文性格中的刚正不阿、为人公正、知书达理，让赵去非感到尽管石志文拿着国民党薪金，但这是一个可争取的进步对象。

通过接触，熟悉后，赵去非以大量事实向石志文揭露了国共合作背后的国民党真实面目，并且以时值民族危机、百姓所希望的光明出路等各种深入浅出的道理，让内心忧国忧民的石志文接受了进步思想，就此同意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结交面帮助边保搜集情报。

赵去非老前辈

随后的半年的时间里，石志文兑现了承诺，帮助赵去非搜集了大量的社会情报，并且在中共组织的观察、考察下，于1940年10月，经周兴（边保处处长）批准，石志文秘密加入了中共。

而更重要的任务和考验等待着石志文。国共虽然名义上还在合作，但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针对中共的摩擦日益加剧，而为了身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以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需要更多更确切更为机密的国民党内部的高级情报。这就需要有人打入对手的内部。“拉出来，打进去”这是中共自有情报保卫系统以来屡试不爽的法宝。作为已经经受了考验，并在当时有着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份掩护的石志文便是“打进去”的最好人选。

一出“红色无间道”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1940年，为了辨清敌伪及日本特务的渗透，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将边区二十三个县中的国民党党政部门和所有的反动分子一律驱逐出境，由中共接手。在处理甘泉县的时候，石志文学校里有几位高年级学生私自逃出甘泉到了国民党辖区洛川县，消息传回甘泉后，又有不少高年级学生和一些教师也都扬言要随国民党县长一起出逃。这在当时，虽然是需要做好统战工作，而对隐蔽战线来说，无疑是个契机。石志文建议赵去非。出于他是甘泉县小学校长的身份，应该将公开他抓起来，实施“苦肉计”，博取国民党方的信任。赵采纳了石的意见，公开把石志文逮捕，关押在保安科看守所中。随后石志文被当地乡绅求情保出，并被“赶出了”甘泉县来到西安。

在西安，石志文寻找自己在国民党的关系，首先他遇见了榆林中学同学白榜登。在白的帮助下，石志文很快被任命为驻长武县的国民党军少尉。

但石志文想到自己肩负的任务，“来西安前赵去非让我想尽办法打入敌人的心脏，以便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这是赵去非在她临走之前的嘱托，也是此次的任务所在，石志文想起这些，便找了个借口未去就职。随后不久，他见到了另一位同学张冀芳，而张告诉他，自己刚从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秘密训练班出来，甚至他还不知道这个训练班的名称，但结业后，收入不错。张冀芳热心地向老同学动员也参加这个训练班。

秘密训练班，石志文心里动了，也许这就是国民党的秘密部门，他同意了。有了人介绍后，国民党中统也开始注意起这个被共产党赶出来的小学校长，他们着手调查石志文，并通过一些方式试探和考察石志文，石志文一一过关，不久他接到了接受秘密训练的通知，完成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步。

这个秘密训练班，包括石志文在内，有四十余人。他们首先被灌输教育，学习特工的各项技能。而当时讲课的教员几乎全是中共叛徒，譬如杜甘棠。

杜甘棠，即原中共高级干部，叛徒杜衡。曾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省委常委，书记，红26军政委。曾经极端的执行王明错误路线，而在革命艰难时刻，却投身叛变，并且举起了屠刀屠戮起昔日的战友。

他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大量中共机密，敌人在西安及全省各地展开大搜捕行动，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和中共西安市委地下机关均被破坏，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宁旭峰及许多共产党员被捕， 西安乃至陕西和甘肃的中共地下组织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西安绥靖公署、十七路军和地方警备师中的中共秘密组织亦遭受重大损失。此后两年间,因叛徒杜衡等人的参与和指认，重建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又连续遭受5次较大破坏，一些负责人和党员先后被捕被杀。可以说他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顾顺章”，中共西北地下组织和隐蔽战线最危险的叛徒。而这个杜衡叛变后一直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任职，成了石志文的“老师”。

中统这个秘密培训班的目的就是培养打入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潜伏，渗透和破坏活动，瓦解中共分子，培训内容绝密，只能靠上课时候的记忆力，不能带片纸只字出门。

结业后，石志文被中统分配潜伏至自己的家乡甘泉县属之临镇，任务是搜集中共情报、伺机而动，是国民党中统洛川分区的在编特工，历史让石志文在国共之间都有了一个特工身份，他完成了“红色无间道”的身份设定。

国民党秘密培训班所有的训练让石志文的记忆力得到了足够的长进，而这份成绩回馈给国民党的是，石志文一回到边区，就将其接受国民党特务训练时记下的一切，包括中统花费巨大人力，财力铺下的边区特务网，事无巨细写成了报告，交给了赵去非，让中统特务刚刚潜伏进边区，其所有活动已经在边保和中社部的掌握之中。

40余名学员，每人两个姓名，不同的身份掩护，还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以及联络方式，这些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的信息，石志文全部刻到脑袋里，回到甘泉县写了几天几夜将所有信息交给了赵去非，潜伏获得如此成功的石志文让赵去非喜出望外，他嘱咐石志文要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得更深，为保卫边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份隐藏得更深，在以后的岁月中，也让石志文历经了坎坷）

随着和国民党特工的交往中，石志文发现，这些中统派遣潜伏下来的特务中，并非铁板一块。而为了获取更为高级的情报，石志文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在自己熟悉，并且能够掌握的国民党“同事”中，发展出一个为他所用的情报下线。国民党宜川县党部的委员聂铭锡进入了石志文的视野，花费了一个月的功夫，聂铭锡终于被石志文策反，国民党在宜川所有的文件通过其二人送到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

这批机密的文件为中共保卫陕甘宁起到了重要作用，收到文件后，为了重视这条情报线，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即派出当时素有“东方福尔摩斯”之称的布鲁会同中共延安717团团长陈外欧（开国少将，建国后曾历任军委测绘总局局长，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总参谋部顾问）等数人在边区的一处偏僻的坟地里秘密接见了石、聂二人，在给予鼓励和表扬后，交代了新的任务。

间谍的生涯永远不知道意外何时出现，延安的边保此时也出现了叛徒，此人叫前锋，恰恰是这个人送回了聂铭锡递交的文件，但不久，这个前锋“消失”了。为了安全，边保随即给石送来个密信：“前锋韩城人，在送给你文件之后不久，即随其父私逃出境，可能叛党，并附二寸相片一张，命你设法处死此人，即可安宁否则速回延安。”

而找一个执意将自己隐藏起来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石志文无奈的通知了聂铭锡一起回到了延安。

1943年，在延安的运动中，因其秘密的“双面间谍”身份而受到冲击。

1944年，石志文被派往延安东线边界地带，依然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东线据点与临镇检查站合并，石志文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负责收集宜川国民党军警宪特对边区渗透破坏的情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检查站改为延安保安处游击队第九支队，石志文任副队长在边区东线和敌人周旋，在延安保卫战期间处决13个国民党特工，其中甚至还有当了国民党特务的中共黄龙地委书记的胞弟。

延安的中共游击队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石志文随即加入了西安市公安局，依旧是秘密搜集情报。但因为战争年代，游击战留下的病痛，以及当时工作的需要，让他从“隐秘”走向了公开。曾赴汉中平叛。

1951年，石志文调任陕西省公安厅工作。

1952年，石志文任陕西省公安厅侦察处副处长。

1953年，他被调往西北地质局任保卫处副处长。

1956年，还是因为当年极其隐秘的“双面间谍”生涯，石志文的“革命身份”一直得不到确认石志文被调离要害部门，派往地质部西安干部学校任副校长职务，，包括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到了冲击。

1979年，石志文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此时，他已年过花甲，63岁，超过了离休年龄。（当然，回顾中共情报保卫史，多少因为严守事业机密，而将个人扔进了黑暗的人生中，并不是个例，譬如一生忍辱负重的关露老前辈）

1990年，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召开西北情报座谈会，邀他参加并要他写了五份当年的情报搜集情况以做保存。

石志文与赵去非老年时合影

这就是一个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一生严守秘密，一生历经岁月风霜的侵袭而无悔，无名的红色特工的真实写照。

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岁月里，有一批我们今天仍然不为所知的人们始终坚守在隐蔽战线，用热血映红祖国的天空，用无名与信仰铸就炽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