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金句1000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背诵经典

国人在科技思维的作祟下，确有一切向前看的弊端，以为过去的都是落后的不好的，根本不加分析就加以抛弃，这种思维倾向在教育中亦很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讲究“先模仿再创造”，所以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些古代日积月累的教育经验难道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一切照着老式法子来，但看到有些人拼命反对对传统经典的诵读和记背，简单的斥之为死记硬背，我不知道这些反对者对传统文化有多少人是仔细的研读过的，看他们的反对理由多是出于对西方的盲目膜拜，认为西方的就是科学就是好的，实在太让人觉得可悲了。

这些人往往不懂得分开来看问题，比如科学类科目自然要培养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更好的学好，人文知识必要的背诵却是基础。他们机械的以为一旦提倡中国传统经典的背诵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教育方式或者唯一目标就是背诵，似乎其他的教育都会被摒弃了。或者他们觉得一旦背诵了就会影响其他科目的学习，我真的很奇怪这种逻辑。那么我们历史上这个教育模式下长大的众多仁人志士又是何以产生的呢？那么杨振宁、李政道这些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并有着极高文学修养的科学家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然不是说这些一定是背诵的功劳，而是说背诵如果无益的话也绝不可能反而有害的。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人强调经典的背诵，这一点在犹太人、印度人、中东阿拉伯人、欧美人、日本人中都存在不同的背诵经典的要求。我们不妨来看看世界各国人民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传统经典吧！

犹太人向来以较强的记忆力而自豪，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聪明，而是因为从他们两三岁开始，父母就会让孩子背诵《圣经》，每天背诵一部分，并形成一种习惯。

犹太人认为，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好的记忆力，今后就没有办法学习其他事物。一旦记忆容量变大了，大脑就有能力不断地储存新的信息。

犹太孩子到了五岁，她们就开始背诵圣经、摩西律法。在七岁前他们必须背诵摩西五书当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他们配合着旋律，反覆的朗诵几百遍。到了七岁则学习旧约圣经剩下的部分，以及犹太教法典。犹太人在满十三岁接受成人典之前，就已经全部会背诵最基本的学问了。

犹太教徒早上的礼拜祈祷书大约有150页，每天早上都必须要朗读，在这朗读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能背诵。

当然，两三岁的孩子不可能理解所背内容的深层含义，而犹太父母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让孩子背诵的目的不是让孩子明白其中的意义，而是让孩子先背下内容，待记忆力得到有效锻炼后，再要求孩子慢慢理解背诵内容的含义。

日本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特别注重对孩子的普法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日本著名教育家阴山英男在其所著的《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列出要求学生背诵的书目，其中包括：

《日本国宪法全文》、《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伊氏物语》、《论语》、《老子》、《孟子》和《徒然草》等。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在全日本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被认为是改变日本近年教育观念的畅销书，受日本教育厅推荐。

在西方亦如此，他们对荷马、对维吉尔、对但丁、对歌德的重视就是从背诵他们的经典作品入手，很多基督徒则对《圣经》异常重视，会背诵许多经典经文。

比如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主日学校是席德和玛丽最喜欢去的地方，却是汤姆最深恶痛绝的地方。主日学校为了鼓励孩子们背诵《圣经》，采取了一套奖励办法：每背会两节《圣经》，就奖给一张印着经文的蓝纸条；积攒了十张蓝纸条，就可以换一张红纸条；而有了十张红纸条，就可以换得一张黄纸条；要是有了十张黄纸条，就可以得到校长隆重颁发的一本《圣经》。得到一本《圣经》可要背熟两千节经文啊！有几个孩子肯下那么大的工夫去争得那份荣耀呢？玛丽曾经花两年时间得到了两本《圣经》，还有一位德国血统的男孩得到了四五本，他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连续背出了三千多节《圣经》。可惜用脑过度，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傻瓜。因此，每次颁奖都是一件难得的、引人注目的大事情，而得到这份奖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在当天都大出风头，感到特别自豪和光荣。汤姆虽然对背诵《圣经》和由此得来的奖品都没有什么兴趣，但对这个在众人面前大出风头的机会却充满渴望。

在莎士比亚、叶慈等大文豪的家乡英国，小学生会学习各种各样的诗歌。2009年，英国还举行了全国小学生诗歌背诵大赛。英国中学生在学习英国文学时，不一定有明确的背诵要求，但这些要求却被隐含在考题中。例如，在期末闭卷考试时，学生会被要求引述一段诗歌、剧作或者小说片段来回答问题。

在德国和法国，从小学到中学都有背诵诗歌的要求。老师还会抽检，要求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背诵。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孩子们必须要会背诵经典诗歌。

在阿拉伯世界，则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学校，而这种学校里“至高无上”的课本是《古兰经》。阿拉伯的儿童从三岁起就得背诵《古兰经》。不但阿拉伯国家，就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斯兰教徒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古兰经》都将伴随他们渡过一生。

印度人对于自己的经典如《吠陀经》、《往世书》、史诗《摩诃婆罗多》 和《罗摩衍那》的重视亦在很多国家人之上。

世界各国的情况当然只是一种参考，并不是说别的国家怎么在做，我们也应该怎么做。但是为何每个国家都重视自己民族的古老智慧，为何我们却不懂得尊重和熟悉自己民族的经典？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很多教育家和名人都比较重视对经典的背诵，看看他们又是怎么讲的。

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文笔简洁圆融、幽默隽永的文学大师、 新月派骁将梁实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份选自《自古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象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世界语言学巨擘、对中国文化有深人认识的汉学家，瑞典高本汉先生说：“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二千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的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发生了一种崇视敬爱的心理；这种实在是中国人的特色。这种聚集成功的大资产，以供中国著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的修饰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

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在《我的国文老师》中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些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中国诗词里极度的精纯性，对于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都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

以上是对背诵方法的辩解。还有一些人不只是反对背诵方法，而是要根本上反对经典的背诵。他们的意见主要有比如所谓传统经典是封建落后的、是腐朽的道德思想、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会形成对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的反对等等。最为严重的指责则是“儿童读经运动”完全违背了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现代观念。

对于这些科学思维方式观我已经在关于《论语》那篇文字里有了详细的批驳，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想再说明的一点是对于这些经典的认知，其实并不只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很多人以为认得这些字，但他未必懂得这些经典所蕴涵的深意。说实在，我也不敢夸海口说我很懂这些经典了，但我的确通过一些学习，渐渐认识到了这些经典的重要性以及内在的智慧和力量。从小背诵，并不是给孩子从小一个胡乱的解释，这种领悟是会随着他知识的积累慢慢获取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是的不赞成给过小的孩子解释经文的意思的，至少得到了初中以后才能逐步分析讲解引导。

至于说会造成对现代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冲击更是无稽之谈，他们以为这样的经典诵诗等同于复古读经，要排斥一切现代价值，这些可怜的人儿又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中。为什么两者不能互相包容，而一定是会冲突的呢？

至于最严重的指责--所谓“儿童读经运动”完全违背了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现代观念。他们的理由看上去也非常的“有力”，据说心理学和教育学已经证明“嬉”（游戏）是儿童的生活，是儿童的权利，是儿童赖以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活动。而且现代教育学是强调好奇、怀疑、探索的，童年恰恰是一生中最易产生好奇、发问的年龄。我很奇怪这些人的逻辑，似乎他们认定有人主张读经的话，就一定是不让儿童做别的事了，不让儿童玩耍了，不让儿童怀疑探索了。我不否认现代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对孩子很有针对性和重要意义，但他们似乎把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作一种“科学”信奉，就值得怀疑了。我们都知道科学主要特征有二点一是可证伪性，二是可重复实验以检验，但心理学和教育学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符合这两种特征的，因为这是对“人”的精神所作出的解释。解释当然很重要也很有用，比如哲学、伦理学等也是如此，但宣称自己是科学理论的一定是伪科学。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心理学不重要，像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当然非常重要，但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所以说奉心理学和教育学为圭臬的人同样值得警惕。

今天看到的一个最奇特的反对读经的理由是：“因为早期的学习模式将成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学习模式，决定了他对学习意义的理解；读经，无论是死记硬背还是以所记为真理，都会对一个人最根本的学习力产生起点上的伤害。”

我看了半天，无论如何难以理解怎样从“早期学习模式决定了他对学习意义的理解”推论出“读经，无论是死记硬背还是以所记为真理，都会对一个人最根本的学习力产生起点上的伤害”,那么该论者又怎么解释几乎犹太人大多数从小“死记硬背”《摩西五经》而整个民族的学习效能非常好呢？怎么解释中国古代及近现代那些从小“死记硬背”的名家的学习力极高呢？当然，或许他是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过程，只是我没有看到。

撇开上面这些不谈，我们不妨也听听人大教授刘海波先生是怎么说的，他说：“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这是很有见地的意见。比如我们读《圣经》，因为没有对它这个传统的信仰的话，会发现《圣经》里到处是不合我们常识或有悖现代理念的文辞。对于其他经典亦如此，犹太人的《摩西五经》、阿拉伯民族的《古兰经》莫不如此。但这难道就能否定它们是伟大的人类经典吗？而且世界上的这些民族也一直用这个所谓农耕时代发展起来的经典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很难说当代文化研究者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就一定超过了古代圣贤。

最后就让我再引用一下当代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对读经的认识作这篇文字的结尾吧：

今天谈儒家文化、谈国学，不过是企图重新建立与传统的微弱联系，培养对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建立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合法性，哪里是要重新“定于一尊”甚至抵御现代文化，不过是争取“一席之地”而已。比之佛教、基督教尚有寺院、教堂可以传习，而儒教却几无立锥之地，显然是不正常的。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延续和传承文明，从而凝聚社会和民众，并在继承中创新。西方教育史上也屡次出现回归经典的教育运动，20世纪出现过著名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理论和大学的“核心课程”。对此虽然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倡导愚昧或倒退、复辟之举，正像没有人会批评《圣经》陈旧过时。

今天，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应当抱有更加民主、开放和宽松的心态。儒家文化教育应当进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除了少儿诵读经典之外，中学、大学都应当开设专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核心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