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记忆方法技巧，少年记忆之背书

写下“背书”这个题目，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一幅这样的画面：乡下老家的灶头和灶膛里柴火的火光以及母亲在灶上忙碌的身影。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闽西山区的水电站建设还没有开始，村子里夜晚的照明主要是煤油灯和松明子。杨柳陂人把煤油叫洋油，十分珍贵和爱惜，只有天完全黑了才燃油点灯。

背书，是我们老家对朗读的俗称，是那种要大声或小声读出来的阅读。我的背书习惯来自启蒙老师红秀姐姐的教导。那是在下村岗上分班教学点读一年级时，红秀老师要求我们每篇语文课都要会背诵。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小孩有那么多娱乐项目，刚刚开蒙读书的我，对文字和课文有着很强的好奇和兴趣，基本上是书（语文）不离手，放牛，烧火，甚至吃饭都带着宝贝一般的语文书，加上一年级每篇课文都比较短，那是老师教一篇背一篇，倒背如流。

在客家山区，崇文尚武是传统的习俗。全国解放后，习武已经变淡了。但是，崇文却依然如故，自己没有文化的母亲更是如此，经常给我讲良才叔叔勤奋读书考大学的故事。

母亲讲的良才叔叔是我的亲堂叔，就是《我的母亲》里提到的堂叔奶奶的儿子。

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自幼克服家贫困难，勤奋读书，于一九五六年考取浙江大学，是解放后杨柳陂及阳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我们老家，每天早上都要把一日三餐的米饭先煮熟，装在饭桶里，中午吃饭时，饭桶里的饭还是温热的，不用加热，可以直接吃；晚饭时，如果饭凉了，只要把木桶放在锅里隔水蒸一下，加热就可以吃。

所以，母亲的早上是忙碌的，每天都是天没亮就起床烧火煮饭，待大锅里放满了水，火烧着了，母亲就会到谷仓里用米升筒量米下锅。这时候，母亲就会叫醒我，到厨房一边烧火一边背书。

厨房的煤油灯是挂在灶头右上角，在厨房水蒸气的笼罩下，永远是昏黄暗淡的。所以，跟着母亲到厨房的我，都是借着灶膛柴火燃烧吐出来的火光背书，因为厨房在厢房边角上，大声背书也不会扰人清梦，只有屋坎下偶尔路过去老井挑水的人，才能听到我朗朗的读书声。

在灶头烧火背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一般来说，清晨烧火时背了书，天亮去放牛时，我就不带书了，有时间就打猪草或者粘蜻蜓或者割芒草。

三年级以后，随着语文课文越来越长，背诵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放牛时也会带书，在田埂上，在山坡上，在河边，在山沟里都背过书。

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单纯，都很听老师和父母的话。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是厦门女知青——肖玉莲老师，也和红秀老师一样，要求我们背诵每一篇课文，并且告诉我们，背书可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有助于记忆力的增强。所以，那个时候，不仅是我，村子里的同龄人，三头，贤头，阳子等等发小，都喜欢背书，经常一起放牛，一起背书。

背书习惯的养成，对后来我的中学的学习生活帮助很大，特别是高考。因为初中时数理化基础差，高一分班时，我被分在文科班，高考的科目除数学外，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都是属于要死记硬背的学习科目。

这个时候，小时候养成的背书习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八O年高考虽然落榜，但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四门科目都在七十分以上，这是我敢于“回炉”复读的信心基础。

一九八一年高考时，这几门课虽然不能说背得滚瓜烂熟，但主要的内容都已经背得烂熟于心。

记得考政治前二十分钟，钟涛同学告诉我一道简答题，说保证会考，我拿着答案在楼梯底下只背了两遍就进考场，打开试卷，还真的有这道简答题，而且是10分题。于是，我立即先做这一题，一字不漏地把刚刚背过的标准答案写了出来。

这一年高考，我仅比本科录取线多0.5分被江西财经学院录取，那一道临时背下来的10分的简答题，应该是是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因为背书，直接导致了喜欢阅读，而因为阅读，我养成了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不良习惯，曾经在餐桌上因为边吃饭边看书挨过父亲筷子敲头；也曾经因为看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黄牛牯把隔壁村的稻苗吃了一片，幸好是傍晚，周围没有人，在我逃之夭夭后没有被追究。

背书，特别是孩童时代清晨的背书，绝对是个好习惯。很多年后，女儿读小学时，我也坚持让女儿早读，也让她背诵每一篇课文。结果，女儿青出于蓝胜于蓝，三年级开始就在语文老师武斌的辅导下，在报刊杂志发表作文，五年级时，居然写了中篇小说《我们在成长》。

当然，武斌老师的教育和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但女儿对语文及写作的喜爱更是难能可贵。

背书和读书是我少年记忆中最为快乐和幸福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杨柳陂，家里有书刊报纸的人家极少。所以，对书有着与生俱来的尊重。而母亲经常的唠叨鼓励和表扬，是我坚持背书的重要因素。

母亲有一句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肯定是很反动的。即使在现在，也可能有人会反对。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书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读书的人怎么读。母亲的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也可能是我这几十年喜欢买书和藏书的主要原因。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谨以此篇儿时背书的记忆，怀念我亲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