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瑾钰

编辑/夏瑾钰

前言

在电脑时代，存储器的观念和控制观念愈来愈接近。电脑记忆是我们想要储存的，是我们扩大，增强功能，并加以利用，从而创造出一个被认为是必要的没有限制的资讯的资料库。

如今，人们一般都是通过电脑中的比喻，利用诸如“储存”和“提取”之类的字眼，来谈论人们的记忆。

但是，将“记忆作为储存”的观念，却与即时的传送的影像的短暂特性相冲突，因为影像的瞬息万变、变幻莫测、随时会消失。

我们常常把回忆看作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可追寻的事物，然而这些回忆却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到来。我们无法控制记忆，不管它是随意或怎样的。对于电脑存储器的痴迷也许是一种回应，因为这个存储器与我们所说的“全知道”的资料库大相径庭。

本文从客体意识角度对坎贝尔的存储器进行剖析

在众多现代媒介艺术的创作中，坎贝尔的这些电子设备最能体现出这样一种张力，或者说是一种矛盾，一种我们对电子记忆的解读。

坎贝尔毕业于 MIT，获电气工程系及数学系学士，现居住及工作于旧金山。其作品先后于世界各地及北美旧金山现代美术馆、哈佛大学卡彭特艺术中心及国际摄影中心等地展览，并于帕萨迪纳艺术中心举行个人展览。

他是受旧金山里纳·布兰斯坦艺术馆委托，在东京举办的首届国际通信中心双年展上展示自己的新作。

坎贝尔的工作展示了一段短暂的回忆，以及一段挥之不去的永恒。他们常常让人无法理解，也让人着迷，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看到什么，就把我们吸引过去。

在探讨电子与记忆，互动以及窥视之间的关联时，他们会让我们从许多方面去经验，去反思我们与电子的关联。这些工作就像一个分立的装置，让我们去审视那些微小的细节，去回忆那些瞬间。坎贝尔的这台仪器，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会打破我们对于那些看起来没有知觉的电子的偏见。

通过对时间的度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数码化的美感和它的流动性。在此，数位与类比就是时间的观念架构。

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块“数字手表”，上面是一块怀表的图片。观看者一接近显示器，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圆盘外面，屏幕就像是一面镜子；但是，在刻度盘里，观察者所看到的静态画面将会有5秒的停顿，随着秒针的移动而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观众的身形忽隐忽现，一幕幕画面在一瞬间被构建出来，然后被重新构建出来，然后再次被抹去。

“数字手表”是一种由数位与类比元件组成的计时器。很明显，刻度盘上的指示器是一种模仿，它代表了一种前进的时间。这种带指针的表虽然不太准确，但却是一种很好的安慰。虽然我们并不需要准确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上判断出它的时间。

但是，这是一个能够调节我们画面、捕获画面、储存画面、并在电脑装置上再现画面的数码画框。与以几何方式显示的时钟时钟相比，数码时间是精确的，原子化的。“数字手表”让我们思考一下，数字是怎样改变我们对时间概念的认识，

“MemoryVoid”还检验了一组关于时间推移的性能，那是在一个玻璃器皿里的灰尘里，把一组显示器剥掉，露出光秃秃的屏幕。

玻璃瓶子使人想起一个沙漏，使人产生一种过去的数量感，时光在过去的时光中流过。观赏者所见的一幅幅画面，经过了时间的延滞，一幅接一幅地呈现在荧幕上，当荧幕越缩小，被掩埋在尘土里，每个画面就越不容易被看见。

这件工作表明，时光是残酷的，而易碎的电子影像在材质上也不能幸免。在此重现的录像影像，与单纯的时光影像，构成强烈的反差，把时间看成是一场人间的丧礼，吞没了当下，令人无法解读。

回忆是一块布，透过这张布，时间得以延续，过去与现在彼此纠缠，彼此依赖。

坎贝尔用一种令人费解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永恒不变的。在“记忆回忆”节目里，同样的一套缩小版的显示器画面会重现一系列“实时”但是却是静态的、被延时的画面，并按照从左边到右边的清晰度依次渐变。

当观看者站在画面前，他们的画面左边会有一个延时，接着画面上会有另一个画面的闪动。但是，这个工作比我们所期望的要好得多，因为还有其它更遥远的影像在这个空间中穿行。

当你站在这幅画前，想要看见一幅似曾相识的画卷，画面就会改变，而新的人就会随机地进入这幅画。

当一个人站在展厅，望着自己的影像在那一幅幅画面中慢慢淡去，忽然，我看见一大群人驻足观看，而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子，正在一个摊位上局促不安。透镜和其它关于过去的影像。仿佛这本书在保留着自己的回忆，将自己所“看到”的画面重新播放一遍。

机械的这类巧妙的论断，在坎贝尔的工作中屡见不鲜。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被人们用一种“自定义的电子器件”来形容，但他却不愿意去解释。

仿佛他的工作被给予了一个媒体，一个他们关注，逃避，和审视的观众。坎贝尔把他们的数码存储器设计成一种随时随地的“记忆”，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通道，用来判断和逃离记忆。

其它的回忆作品则展现出一种原子主义、数码化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回忆的存在方式。“打字纸”指的是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个梦》中所使用的老式打字机发出的声音；在《我从未读过圣经》一书里，当一个人在一本韦氏大辞典的残缺不全的书籍旁，逐行逐行地朗诵着一段又一段的经文时，他对《圣经》的“记忆”就被唤醒了。

他们把这种文化的回忆，还原成了一些基础的形式：文字，打字的声音， ASCII的文字。从很多角度来看，坎贝尔的作品都是以数字形式呈现出来的。不像类比，数位把一切资讯，这里指的是记忆，都压缩成比特，变成一和零，变成无穷无尽的、可改变的、可改变的要素。

结语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分散式的电子器件，可以避开或直接针对受众的动作与反应。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自我回应的境界，其中，听众的出现仅仅是许多变数之一。

所以，坎贝尔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与近来人工生命的一些实验，其中，电脑程式是按照一定的演化法则来设定的。

那就是，他们超出了他们被编程的原始形态，而进入了另外一个无法预料的境界。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到时间与回忆的力量，当观者走进走出时，我们会感到轻松。存储器按照一套随机的规则被重新收集并恢复。

坎贝尔看起来给了他的装置一些自治权，但是他却故意要让人知道，计算机之间的互动是脆弱的，是无序的。

这样，他就把一个动态的类比世界和一个死板的、宽广的数码世界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这些机械看起来像是有所保留，有所压制，有所反应，毫无期望地发问。

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个作品把影像和现代的多媒体作品结合在一起，所以把它们归为媒介是不恰当的。

电影成功地将视角转向了观众席，并且一再提醒我们，不应考虑机械的性质，而应考虑我们自己。这个工作把录像和现代的多媒体工作结合在一起，所以把它归为媒介是不恰当的。

参考资料：

吉姆·坎贝尔，1996年5月在纽约市当代美术馆的“Delusions of Dialogue: Control and Choice in Interactive Art”，这是一位艺术家的讲座。

玛丽塔·斯特肯（MARITA STURKEN）任职于南加州大学 Annenberg通讯学院（University Communberg of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