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记忆法训练，关注世界变化，适应全球转向：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方法

2022年11月5-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及德国慕尼黑大学、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荷兰莱顿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留学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合影（部分）

论坛开幕式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徐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姚弋霞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李平亮教授和《世界历史》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徐再荣研究员先后致辞。论坛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邢来顺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刘文明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国际冲突何以发生：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错误认知及其根源”、“百年之变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球史书写的多元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主旨报告。

王立新归纳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错误认知产生的五个根源。一是决策者群体的族群（文化）中心主义，根据本族群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理解、评判其他族群（国家）的行为方式。二是错误的历史类比，忽视时代背景和行为体的差异或对历史必然性的过分笃信。三是幼稚的经验主义，将本国狭隘、有限的经验视为普遍的模式并据此采取行动。四是愿望思维，以决策者个人的愿望来代替现实。五是僵化的意识形态透镜，基于意识形态来认知外部世界。最后他总结道，在当前依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决策者要吸取教训，看清国际冲突的根源，避免因误判导致冲突，激化矛盾。

刘德斌全面解读了国际关系研究在“百年之变”这一大背景下需要关注的问题。他先以俄乌冲突为例，论述了俄乌矛盾起源及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强调了俄乌冲突对当前国际关系格局的冲击。随后，他以“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为线索，梳理了西方世界自冷战结束至今对世界历史研判的演变，并结合当前国际关系局势对西方历史思想进行阐释。他指出，西方对当今世界的解读存在一定局限，中国学界要对“百年之变”进行深入解读，这有助于我们掌握话语权并摆脱在世界历史中的弱势、被动地位。最后，他提出了在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五个关键问题，并再次呼吁中青年历史学者关注急剧变化的世界，不断更新理论与方法，承担更多知识构建的责任。

邢来顺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德意志帝国学界对“民族边疆”不懈追求的历程。第一，德国的历史经历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学界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不满，并寻求在学术上予以弥补。第二，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在域外德意志区域和德语岛占有的优势地位，遭受人口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引发“民族边疆”危机。第三，为了应对危机，学界引入“语言边疆”范式展开研究，向外拓展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边疆，捍卫德意志民族特性，防止被外族同化。第四，德意志学界从民族边疆的视角明确域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的历史归属，突出德意志族群的优越性，维护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支配地位。他指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边疆”研究体现了跨国视角的转换，呈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跨国拓边取向。

刘文明将全球史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进行评述。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仅有少数学者倡导并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历史书写，且多为宏大叙事，以世界通史的编纂为主要形式，初步提出了全球视野、反对欧洲中心论、整体观以及互动观等基本理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史学者不再局限于通史撰写，而是在原有全球史研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中观层面、区域性、专题性的研究，形成了四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即文明互动和跨文化互动、生态环境视角的物种交流与疾病传播、世界体系视角的世界历史变迁以及加州学派的交互比较研究。第三阶段是21世纪之后，历史学在全球史的带动之下出现了“全球转向”，并发展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得到了世界多国学界的认可。他指出，全球史发展呈现出路径多元化、方法实证化、对象微观化、视角网络化和史料原始化五大趋势。

论坛主旨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为五个小组展开讨论。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各自简要陈述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核心观点，并由指定的评议人进行评议。

第一组主要集中于世界古代史领域。陕西师范大学的张子翔梳理了《岁时记》在中世纪西欧地区传播与接受的历程，揭示其因时间、地域的不同而呈现的差异性。东北师范大学的庞纬挖掘了《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的文本内涵，展现了罗马帝国早期北印度洋海上奴隶贸易的交易过程和物流网络。南开大学的徐朗分析了普鲁塔克《福基昂传》中的希腊立场和时代特征，探讨了普鲁塔克选择福基昂作为传主的原因和目的，揭示了希腊知识精英所面临的民族认同困境并提出应对方式。复旦大学的何炜探讨了《马加比一书》中的外交叙述与盟友形象，表明书中的外交叙述目的在于彰显首领的外交威望，而非记述外交活动的具体后果。东北师范大学的朱君杙考察了《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揭示了“君臣共识”理论在政治现实中所起作用的变化。荷兰莱顿大学的谭松分析了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对卡德瓦拉的记载，探究了选民身份的塑造与英格兰民族观念形成的关系。西北大学的马锋批驳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说”是为查士丁尼西征辩护的观点，认为“永恒的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观念才是查士丁尼西征的合法性基础。首都师范大学的荆腾探讨了“危机”论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研究的概念困境，认为研究导向在于把握“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定义问题。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谷操考察了利奥六世时期的宫廷演说，认为演说者通过合理运用忽略与掩饰这两种手段，确保了政治宣传的顺利进行。天津师范大学的周宏超梳理了中世纪英格兰王权立法形式的变迁，认为社会的需求与君主的作为一同促成了当时的法律变革。北京师范大学的何立波考察了安敦尼瘟疫的形成原因与传播方式，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相关叙述与想象。

第二组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邢媛媛以迫日还辽政策的出台为中心，考察了俄国对日安全认知的演变及竞争战略的调整，剖析了俄国外交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原因和影响。四川大学的陈太勇以朝鲜反日运动的升级为切入点，剖析了日本制造事端的政治动因，考察了“珲案”交涉背后的多方外交博弈，以及日本推行地缘扩张的政治诉求。江西师范大学的雷娟利梳理了日本存藏的日军缅甸战场联队史档案文献，评述了它们的特点和运用方法。苏州大学的张传宇以华商贸易网络与日商贸易网络的势力消长为线索，梳理了近代东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贸易状况，充分认可“亚洲间贸易”理论价值并指出其不足。北京大学的林晓萍梳理了清末日本政府对清政府联盟外交政策的认识及其采取的应对策略，并分析了载沣摄政时期的联盟外交策略成败。中山大学的叶磊梳理了日本临时防疫部的组建及其防疫体系的形成，考察了日本对清政府防疫事务的干涉过程，剖析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防疫事务的介入方式及其效果。浙江师范大学的廖兵梳理了战后日本渔区扩张和麦克阿瑟线存废的过程，揭示了战后日本在“公海自由”口号下谋求渔区扩张的实质。上海师范大学的康昊考察了11世纪末以来日本“再造天竺”意识的产生背景和实践，探讨了显密佛教思想与中世王权的密切联系，归纳了“再造天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侃良从语言思想史角度，考察了“汉文训读”和“文化翻译”这两种东亚文明开展文化交流的手段，探讨了区域国别视角下“汉文文化圈”的研究方法。复旦大学的周菲菲讨论了日本“工匠精神”构建的历史背景、形成谱系、特点及影响，认为“工匠精神”反映了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认同。中山大学的张澍论述了朝鲜王朝承政院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形成、完善的过程，体现了朝鲜半岛政权在接受中国影响方面所采取的持续性和选择性的态度。

第三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南亚及欧洲中东部地区的研究。外交学院的李潜虞考察了1956年周恩来对越南和柬埔寨的访问，认为根据不同的外交行动目的，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维度的运用存在微妙差别。华东师范大学的钱盛华研究了越法《西贡条约》的修约问题，认为越南试图进行外交框架的转换，法国对此也在探索应对的策略，双方的博弈呈现出双向冲击的态势。澳门大学的钟逸明研究了新加坡华文报界对日俄战争的报道和评论，以及由此激起的华侨民族主义，剖析了英国殖民当局采取放任政策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时伟通阐释了中美两国在印支地区形成的“避免朝鲜式战争”这一底线共识，探讨了两国为坚守这一共识所进行的博弈。天津师范大学的刘章才考证了英国园艺家福钧在英属印度茶业崛起中发挥的真实作用，揭示了物种交流与知识、权力的纠葛。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羚靖考察了近代印度的檀香贸易，剖析了双重“半寄生性”对檀香贸易变迁的塑造，归纳了英帝国生态统治的形式并揭示其本质。清华大学的王叶伟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霍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认识、实践与影响。宁夏大学的冯燚从传染病防治的视角切入，分析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检疫隔离政策、围绕隔离政策引发的传染病病原学之争和传染病疫情下的政治经济多维博弈。南京大学的吴贺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考察了俄罗斯“专制”概念的起源与演化过程，探讨了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逻辑。南开大学的陈昭桦梳理了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结核病在俄国的传播史，解读了俄国社会在抗击结核病活动中出现的“公共领域”概念，并分析了这一概念在俄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第四组主要集中于西欧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地质大学的孙文沛梳理了二战结束后75年间德国战争赔偿发展演变的“三重路径”，总结了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的发展规律、内外动因及其历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的顾年茂考察了德意志帝国强制民众接种天花疫苗引发的争端，讨论了德意志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德意志帝国中央与地方复杂的权力关系。上海师范大学的杞支雅男考察了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意志地区有关梦的迷信与反迷信的历史，认为国家、教会、知识精英在梦的“祛魅”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了特定的角色。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李丽丽考察了美苏关系缓和背景下的联邦德国对华政策，探析联邦德国如何在两国的制约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与发展，并为自身在国际形势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愁梳理了二战以来德语学界与英语学界在宗教改革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范式转变，分析了二者在视角上的差异及理路上的互动。江西师范大学的张小忠以史学史为切入点，从福利国家、教育改革与文化思潮等论题阐释了英国史学文化的复杂面相，剖析了英国史学变迁的社会基础。华东师范大学的蔡梓基于多边关系视野，考察了二战后英国“南海诸岛无主化”政策的形成，诠释了英国的决策思路，认为这一政策的形成标志着英国主动退出南海地区的大国博弈。厦门大学的许二斌考察了法国王家骑士团的源流始末，分析了王家骑士团的组织规则及其落实情况，探讨了王家骑士团对加强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光分析了巴黎市政街区在中世纪的兴起原因、组织形式和职能，揭示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巴黎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运转方式和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中山大学的马继红基于近代早期法国国家管理体制变革的背景，对显贵职能的调整进行考察，探讨了显贵政策在中央与地方的具体落实情况。东北师范大学的唐科分析了从求善、宗教训诫为主到求真、科学研究为主的动物志书写转型，认为这一转型过程反映了科学、人文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

第五组主要集中于北美地区和澳洲的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大学的陆昆讨论了1939年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过程，认为美国废约表明了对日遏制的态度，但无后续政策出台，日美关系处于“破而不立”的状态。复旦大学的秦渝斌剖析了约翰逊政府对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进行的尝试与调整，表明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分析需要同时关照结构因素和国内政治。武汉大学的张士伟以羊毛关税问题作为切入点，讨论了二战后美国与英联邦国家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的交锋与妥协。中山大学的史宏飞以“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家活动为主体，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美苏科学家在推动“国际地球物理年”过程中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美苏政府对科学家主张的反应。航天工程大学的张文静将“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太空战略演变发展相关联，探讨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其太空战略的特征与本质的塑造，以及美国独特的太空战略与行动的形成。江西师范大学的黄倩对米亚·贝《作为黑人旅行》一书进行述评，剖析了美国黑人争取废除交通领域种族隔离的斗争史。福建师范大学的郭建军研究了17世纪盎格鲁美洲殖民地的种族主义奴役观以及这一观念的演化，并对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经典命题“威廉斯命题”进行新的回应。江南大学的杨捷基于对毛皮、鲸油贸易的考察，探究了近代夏威夷发挥的服务性功能及其地方性经济效应，讨论了夏威夷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带价值。福建师范大学的赵万武探析了乔治·帕金斯·马什的“自然报复”理念，考察了该理念的内涵及价值取向，认为该理念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曹少朋梳理了美国主流荒野思想意涵的历史演进脉络，分析了“无人的荒野”想象的形成过程与构建逻辑，揭示了这一想象所蕴含的白人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特质。浙江大学的陈希追溯了美国国家计划理念的进步主义起源，认为其来自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群体所倡导的三大知识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李超探讨了墨西哥革命时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回顾与梳理了该命题的主要学术流派、研究的主要路径和观点。上海大学的吴孙沛璟考察了墨西哥第二帝国在印第安人保护方面的构想与实践，讨论了帝国统治者马克西米利安在改善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与族群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上海师范大学的李文硕分析了澳大利亚惠特拉姆政府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的思路、措施及其得失，探讨了澳大利亚城市发展过程中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会议主题发言

本届论坛还专门安排了六位中青年学者在闭幕式前做了主题发言。华东师范大学朱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世纪晚期的跨区域交往与佛罗伦萨城市变迁”。在对近百年来的城市史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他以佛罗伦萨的城市变迁为例，从跨区域交往与社会变迁、私人空间的变化、公共空间的转型等三方面对城市社会和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展开讨论，强调了全球史视野下地方性研究的重要性。厦门大学高艳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际关系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书写：历史脉络、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他勾勒了三重因素影响下的“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并以“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为例，剖析了海外华人史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对研究的路径、方法和史料运用进行了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联邦德国基辛格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1966-1969）”。他首先界定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这一概念，然后从政策出台的背景、调整与实施、调整的原因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进行总结，认为基辛格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实践是“以接近求转变”这一统一政策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师范大学翟韬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他首先辨析了“对华宣传”与“涉华宣传”这两个概念，然后分析了美国涉华宣传的两个阶段以及美中宣传话语交锋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美国的第三世界观正是美国涉华宣传的集中体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江西师范大学吕晓燕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公正与经济可行：威廉·贝弗里奇的养老金计划及其调整（1941-1946）”。她考察了贝弗里奇养老金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认为该计划的调整背后见证了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观点分歧、碰撞和妥协。需求方及其社会公正的主张受到财务技术的限制，而供给方及其经济可行的立场让步于政治的权宜之计。山东大学刘晨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灾害、瘟疫与17世纪前期日本国家治理的转型”。他梳理了“宽永大饥馑”的具体情况及幕府的应对措施，考察了饥馑期间日本的政治形势、权力构造与治理机制，认为幕府应对措施的调整推动了幕府地方治理的深入、地方领主自治权的消解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型。

论坛主会场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3320会议室

论坛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徐再荣研究员和江西师范大学徐良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发言。徐再荣指出，本次论坛共遴选出63篇论文参会，作者遍布国内外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研究水平与发展现状。本次论坛不仅邀请到四位著名学者作大会的主旨报告，而且在议程上亦有创新，增设了主题发言环节，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了充分展示的舞台。他同时分析了审稿过程中发现的大家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与会学者应借此交流、研讨的机会，将论文进一步修改完善。徐良在大会总结中指出，“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是《世界历史》编辑部创办的重要的世界史学术交流的平台，对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因为疫情原因，本届论坛无法通过线下方式举行，但大家相聚云端，亦是一份难忘的记忆。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感谢大家的付出。期待疫情过后，大家能够在线下相聚，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

本届论坛议题丰富，内容充实，与会学者平等交流，切磋互鉴，充分展现了世界史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素养和精神风貌，反映了当前我国世界史学术研究的主题和方向，有力地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