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电子记忆法，血与火印记的历史：众志成城 解放桂林

刘昌逸侃侃而谈当时护送《广西情况》书面报告的情景。

今年91岁的邓素菊曾经是桂北游击队队员。

今年93岁的秦孟真，在桂林解放时任桂北游击队驻桂林联络员。

参加桂北游击队的秦孟真老人这些年获得的纪念章。

解放桂林可以说是一段铭刻着血与火印记的历史，无数的桂林青年为追求光明，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70年后的今天，在桂林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走访了几位老人，他们给记者回忆了亲历桂林解放的故事。

1、广泛发动群众 为迎接解放军做准备

今年93岁的郭其中老人在1949年元月奉组织之命，从柳城县到桂林任中共桂林市城工委组织委员，当年的斗争情景他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老人回忆道，从1949年2月开始，中共桂林市城工委进行多方面的迎接解放的斗争。那年春天，桂林地下党组织发展很快，活动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印了大量小册子和资料供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

记者在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丰碑：桂林红色记忆》中看到，为解放后人民政权能顺利完整地接管城市，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制定了《城市调查大纲》，共整理出包括党政军工商财金等系统60个重要单位的人事、财产档案材料。发动宣传攻势，发动地下党员、爱青会员和进步群众在全市散发《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称约法八章)和中共桂林市城工委的《告桂林各界人民书》和《警告特务分子》等传单。

“一张张油印的传单张贴在小巷里，公共场所的墙壁上、柱子上，学校的教室、宿舍里，送到大街上商店的老板和企业经理手上，还有一些用信封封着通过邮局工作的同志寄出去。”郭其中老人说，散发传单之后，桂林市到处轰动起来，广大群众明白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解放。

此外，在市城工委的领导下，桂林先后成立了12个包括各行业、系统、职业解放联合会，党组织通过联合会的成员对各阶层群众开展广泛的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一批工商界人士及国民党军政机关、团体的中下层人员留下来，把各阶层人士团结在迎接解放的旗帜下。

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不断提到一个名字，那就是一同为桂林解放战斗过的战友——— 陈光，“我是他(陈光)介绍入党的”。

1949年1月，中共桂林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陈光任书记。在桂林期间，陈光忘我地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学生、群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并受中共桂柳区工委的委托，联系和领导桂北党和游击队的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10月5日，正在全市人民积极准备迎接桂林解放时，因叛徒出卖，陈光不幸被捕。11月11日，陈光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1岁。这天距离桂林解放仅有11天。

“陈光牺牲后，根据广西解放在即的形势，桂林地下党接到不作撤退、继续坚持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作好迎接解放军解放城市、实现里应外合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指示。”郭其中说，那时他将机要档案材料和油印机都进行了转移，自己也转移住处继续开展工作，并协助桂林市城工委代理书记黄绍亮迅速接回原由陈光联系的党组织关系。

在《中共桂林市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中记录，在1949年11月11日至11月中旬，桂林市城工委按照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加紧进行护城、护路、护厂、护校和瓦解敌人营垒及准备迎军宣传等工作。

2、传递信息给解放军

解放战争中，桂林地下党组织了桂北武装起义，创建桂北游击队，活跃在桂系集团统治中心桂林市外围，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桂北。据记载，1947年7月23日、2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桂北地区的灵川、全县(全州)、灌阳等县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桂北人民将起义队伍在11月正式命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1948年3月更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北上全县(全州)、灌阳地区，实现战略转移。1949年6月，桂北人民翻身队扩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简称桂北游击队)，下辖路东、路西2个支队12个大队。在两年半的游击斗争中，桂北游击队从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4700多人，共作战300多次，歼敌7000多人，建立游击区达10个县，对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形成了包围之势，为解放桂北各县和配合正规部队解放全广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丰碑：桂林红色记忆》中写道，1949年6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农工委书记李殷丹到桂北游击区视察工作时，就指示游击队领导，用“林刚部队”的代号与解放军联络。7月后，为配合解放军作战，迎接桂林的解放，桂北游击队对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在城乡积极展开宣传攻势。

1949年10月，解放军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向两广进军，123师368团从长沙东乡出发，打完衡宝战役后，准备下一场战役，解放广西。

桂林解放时任桂北游击队驻桂林联络员代表秦孟真今年93岁高龄，他当时主要负责联络工作。“那个时候桂北游击队总队部移动频繁，当时我们传递信息都很谨慎，大多是口头传递，要不就用米汤或者面包泡的水写在小学课本上、报纸上，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在解放桂林前夕，陈光同志派人把我送到灵川，汇报桂林城内的情况。”

从10月中下旬开始，随着桂北地工委与解放军情报部门的人员取得联系，尤其是中共桂北地工委副书记、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阳雄飞写了《广西情况》书面报告交其带回，随后阳雄飞还赶到驻扎湖南的解放军部队，向军、地首长全面汇报和介绍了广西特别是桂北的具体情况。

桂北游击队队员刘昌逸今年已88岁高龄，回忆起在解放桂林前的情景，他告诉记者，他的哥哥刘昌逵曾与人一道把《广西情况》交到41军政委欧阳文手中。

“那时曾参加过桂北武装起义、之后参加解放军的四野社会联络部唐继仑秘密回到桂北开展联络工作。为了沟通信息，交流情况，加快解放进程，当时是桂北游击队三大队基干中队政治指导员的哥哥跟随唐继仑前往湖南东安县(今属湖南永州市)汇报桂北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刘昌逸回忆道，当时他哥哥和唐继仑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没有选择从路程较近但风险较大、白崇禧部队死守的黄沙河进入湖南，而是爬山越岭，走崎岖的羊肠小道，并把《广西情况》书面报告用布包包好，缝在夹衣里面。同时，刘昌逵提议再带上唐继仑的小侄儿，以防遭遇紧急情况时作策应和掩护。10月17日黄昏时刻，三人走出村子。途中数次改道、绕道避开敌人岗哨和驻地，风餐露宿躲过敌人的搜查，终于在21日到达目的地——— 东安紫溪镇。欧阳文看到刘昌逵、唐继仑带来的《广西情况》汇报后，连说了三个“很好”，“这给我们制定战略战术方案，加速解放桂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月4日，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为首的前线指挥部作出广西战役的作战部署，以9个军42万余人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其中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所辖的第40、41、45军为中路军，于湘南待机，抑留白部于桂北，待西、南两路军超出，对敌形成钳形包围态势时再出动，三路大军合力攻击，务求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1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这一作战计划。次日，西路军率先行动，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

今年91岁的邓素菊是桂北游击队队员，她告诉记者，他们是革命家庭，叔叔邓崇济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中共全灌特支书记。在叔叔的影响下，邓素菊加入了桂北游击队，成为一名卫生员，还配了一支左轮手枪。“11月上旬，我叔叔受派带领5人到湖南零陵县40军军部，向军首长汇报情况，并应邀请向该军部分排以上指挥员介绍了桂北游击队及广西风土民情。”

11月13日，在全县(全州)县城东门外湘江东岸的钵盂山上，123师侦察连与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3大队会师。17日凌晨，前锋中的前锋解放军第368团在桂北总队路东支队第1、3、6大队各一部配合下，率先解放全县(全州)县城。这是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后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3、桂林全境获得解放

在以桂北游击队为代表的地方武装的全力配合下，在解放全县(全州)后，又经过多场激烈战斗，解放军一路解放了兴安、灵川等地。

据桂林市党史资料丛书《桂林解放》中记录：“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指挥下，担负着解放广西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四野战军于11月7日分西、南、中三路向广西进军。其中担负正面进攻解放广西省会桂林的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发扬了英勇善战、不怕牺性、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一路所向披靡，凯歌高唱。其前锋41军123师于17日攻占全县(全州)县城。20日击溃光华铺一个师的守敌后占领兴安县城。紧接着挥师南下，在严关和小溶江之间击溃黄杰兵团的71军。22日上午解放灵川县城，中午部队突破甘棠渡守敌。当天下午2时半，123师开进桂林，国民党桂系统治20多年的桂林宣告解放。”

但是解放军解放桂林全境的步伐并未停止。为使解放军不必分兵，全力沿湘桂线南进，桂北总队除抽调一部分游击队配合41军解放敌正规军据守的湘桂铁路沿线的全县(全州)、兴安、灵川及桂林市，湘桂线两侧各县均由游击队负责解放，并维持社会稳定。19日，桂北总队第2、第3大队各一部协同解放灌阳县城，第15大队解放资源县城。20日，第12大队解放义宁县城。21日，第13大队解放龙胜县城。23日，第7大队解放永福县城。25、26、27日，向梧州进军的解放军122师先后解放阳朔、荔浦、修仁(今属荔浦)县城。12月7、11日，解放军第49军145师先后解放平乐、恭城县城。12月16日，147师解放百寿(今属永福)县城。至此，桂林全境获得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桂林的历史。

桂林晚报记者庄盈 谭熙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