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记忆法的危害，以礼代法-中国传统文化法治精神的缺失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儒家伦理的诞生、延续和发展，直到今天仍在规范、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儒家伦理文化巨大的正面影响作用当然成为中华文化延续、发展的精神血脉，但儒家伦理文化的重礼教，轻法治的思想所导致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法治精神缺失的源头可以追索于儒家的伦理文化，其他都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派生。

中国文化法治精神缺失的主要表现，应首推以礼代法。

礼制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中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纽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百病缠身的源头。礼即礼治，最初本是人类祭祀活动中的一整套仪式和规范。在蒙昧的原始先民们那里，每逢重大节日，都要有首领组织全体成员集会，为祈求风调雨顺而为鬼神、祖宗举行祭祀活动。由于祭祀中严格的程序性，后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利益规范和典章文物制度的总和，礼主要调整社会宗法等级秩序。以封建周礼为例，礼可以分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两大类。忠、孝、节、义、仁、恕是精神原则，亲亲和尊尊是礼的核心内容；诸如祭祀之礼（吉礼），冠婚之礼（冠礼），行军作战之礼（军礼），迎宾之礼（宾礼）和丧葬之礼（凶礼）等则是礼的形式。在礼与法产生的先后关系上，礼先于法产生；在礼与法的作用关系上，礼大于法；在违反礼与违反法的处罚程度上，礼也要严于法。礼在很多场合就起着比法大或者至少等于法的作用。

周礼有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亲亲，即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实际是以“孝”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原则，旨在维护家庭、家族及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尊尊，实际是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则，指臣对君，下级对上级要恭敬从命，不能造次无理，它以“忠”为核心，旨在维护整个国家的君臣贵贱秩序。长长，即要求下辈对上辈，子女对父母，年轻对年长要尊崇，不能以下犯上，以小犯大，旨在维护家庭、家族等级秩序。男女有别，是指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男子不仅享有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利，而且可以三妻四妾，任意打骂妇女；而女子则被剥夺参与社会管理，享有政治权利的机会，在家庭生活中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伦理。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并将这种封建伦理秩序更加规范与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

礼本属于伦理道德的内容，不应该作为法来规范与执行。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礼主要就是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与礼性，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下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员工对领导应该报以尊敬和恭顺的做人处事态度；此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诸如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投桃报李，感激感恩等等也是礼的应有内容。以上人们的行为本应作为伦理规范进行调整，与法沾不上边。不遵守礼的后果最多应是受到同类的疏远与隔离，排斥与谴责，用不着使用身体遭受皮肉之苦的刑罚来进行惩罚。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高于法律。如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则可以说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高于最低限度道德的东西，则应由道德伦理本身来调整。但在中国古代，谁要是违反了"礼"，不是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与诘难，而是要受到严厉的刑法处罚。比如：刺字、割鼻、削足，直至宫刑与死刑。西周时期"不孝""不友""不悌""不睦”等违背宗法伦常的罪名比比皆是。在宗法伦常的体制之下，"不孝""不友”的行为，危害的不仅仅是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危害到整个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故被称为“元恶”（首恶），要作为最严重的犯罪加以处罚。在汉代，设有“非正罪”，对于非嫡系正宗而继承了爵位的人，依律免为庶人；设有“僭越罪"，凡违反诸侯百官应有的器用、服饰、乘舆规矩的，为“逾制”，构成“僭越罪”， 依律免为庶人。至于对皇帝轻蔑失礼以及对皇帝及其近臣，甚至皇帝用过的器物和牲畜不恭敬的，则称为“大不敬”罪，要“付狱治罪”；无证擅自闯入宫门的，称为“阑入宫殿门”罪，严重的要“弃市”（将人杀死后尸体丢弃在市场），一般的也是死罪不赦。

以礼代法的弊端无数，最大的流弊在于：

为封建特权开了先河。正所谓“礼不下庶人，行不上大夫”；老百姓并不能享受礼带来的好处，相反只能承受礼所带来的种种苛刻条件与规范；老百姓不是“礼”这个权利的主体，而是“礼”所规制的客体；达官贵人多享有种种特权，普通百姓则承受种种义务。

为达官贵人法外世施恩开了口子。一部中国法制史，可以说就是百姓犯法必将受到严厉处罚，达官贵人犯罪却要享有种种减免宽宥的历史。如始于汉朝，立于曹魏，贯穿于唐宋明清的对八类贵族或官吏犯罪后可减免刑罚的“八议”制度；始于西汉时对一些显贵人物犯罪以后可以上奏皇帝减免刑罚的“上请”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废除于元代的官吏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行的“官当”制度；还有以财产折抵刑罚的“赎刑”制度等等，法外施刑，法外开恩的形式花样层出不穷。

为法的执行开了枉法的先例。法的制定重要，但是法的实施甚至比制定更重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破坏的是百姓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当法不被人们广泛地遵守和执行的时候，法律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废纸一张。《孟子》中记载了一则以孝枉法的故事：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按法当处以死刑，舜不愿违法，又不愿父亲被处死，就弃下公务跑到海边违避，属下为了恭请舜回朝，不得不赦免舜父。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可谓铁面无私，人称酷吏，对太子犯法不以庶民同罪，却以处理太子师傅了结此事，好一个曲线救人。

为法的虚伪性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以上法外施恩的两例同时也是法在实施过程中极端虚伪的例证。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千古的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更是刑不上大夫的最好脚注，也是法在实施过程中及其虚伪的最好注脚。《三国演义》中曹操在行军中犯法，理应处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证明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曹操竟然创造出了一个“割发代首”的荒唐刑法处罚方法，而军队的官兵们却又认可了这种法的执行方法，多少有些可气又可笑！

以礼代法的最终结果是：贯穿与整个古代王朝，无论朝野上下都没有法治概念，法治往往被人治替代，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近代以来西方已经开始实行的法治原则，通过他们坚船利炮的形式进入中国后，法治而不是礼治和人治观念，才逐渐进入国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