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恩记忆法，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

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3周年。1997年4月26日，是王小波的追悼会，来了三百多人，据说其中没有一个小说家。当时的文坛，对这个后来名声大噪的小说家还没有什么反应。

提到王小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自由”和“诗性”。他曾说：“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像个云游世间的侠客，倚天仗剑，来去无影，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不羁，洒脱，带着那么点儿倔劲儿。

当我们回溯王小波的阅读史，就会发现他的幽默、潇洒、天马行空都是有据可依的，有根可源的。这些小说，有的对他的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有些是他的精神和记忆的殿堂，有些能在他的小说里找到蛛丝马迹。

撰文 | 张畅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师”

《我对小说的看法》《盖茨的紧身衣》中，王小波表达了对杜拉斯《情人》的赞赏：“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这本书

（《情人》）

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别的事，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这使我满意了。”

（随笔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情人》，（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王小波推崇的《情人》是王道乾先生的译本。可以想见，当他读着其中对渡河场景的回忆时：“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想必对这种娓娓而来的词句中回环往复的节奏，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感召。杜拉斯慵懒缓慢的叙事，抛却了笃定、铿锵、飒爽，而是曲折迂回，始终萦绕在主线周围，在边缘游走，却始终没有偏离。

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写：“流年似水，转眼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大家一样，对周围的事逐渐司空见惯。过去的事过去了，未过去的事也不能叫我惊讶……”“文革”中，正直不阿的李先生面对羞辱自杀了；贺先生从楼上坠下，脑浆涂地，只剩下直挺挺的“小和尚”；装糊涂的刘老头其实太明白，只是不愿意像贺先生那样死去。如若生命如此轻易便可虚度，那么人之为人究竟何意？王小波忧伤怆然的字句间，仿佛可以窥得杜拉斯笔下的独特韵律与哀伤情绪。

与《似水流年》里用性欲暗指生存渴望类似，在《黄金时代》里，性爱与革命纠缠不清，互相厮磨，在宣扬破除一切的革命中没能得到的激情与快活，却在性爱里得到了补偿，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年代里作为人的思考：“陈清扬说，在章风山她骑在我身上一上一下，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虽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体里磨擦，她还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王小波写性，写王二和陈清扬“伟大的革命友谊”，通透澄明，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沓，也没半点甜腻，更不会叫人觉得腌臜。

和杜拉斯《情人》中写一个十五岁的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男人的虐恋类似，看起来冰冷至极、寡淡至极，背后却涵藏着一场汹涌的情绪。

无论是《情人》的韵律、乐感、情感控制，还是结构、密度、精致，抑或是不厌其烦的写作方式，都受到了王小波的推崇，被他认作“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他更是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坦言：“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师。”

《看不见的城市》《我们的祖先》

《未来千年备忘录》

“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意大利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通向蜘蛛巢的小路》。20世纪50年代起以幻想和离奇的手法写作小说，或反映现实中人的异化，或讽刺现实的种种荒谬滑稽。

除杜拉斯之外，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是王小波谈得最多、认同度较高的作家。由李银河和艾晓明撰写的《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一书中提到，王小波曾多次说：“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有记者问谁对他影响相对大一些，他也回答：“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

纵观《卡尔维诺文集》，会发现每一部小说都和前一部完全不同，天马行空，难以琢磨：子爵被一颗炮弹分成两半，代表善与恶会分别影响世界，最终又合二为一；男爵一辈子都在树上生活，既与地面的世界保持联络，又践行了树上全新的生活方式。

旅行中的马可·波罗向大汗讲述每座城市，看不见的城市构成了一部世界史……无论是60年代创作的幻想小说《我们的祖先》，还是在想象与隐喻的空间里言说城市的《看不见的城市》

（1972年）

，无论是将绘画与造型的艺术方法引入文学的《命运交叉的城堡》

（1968年）

，还是被称为“连环套小说”的《寒冬夜行人》

（1979年）

，都是通过在虚拟时空中发挥想象，探索小说的虚构性。从王小波时空交错、架构复杂、秩序混乱的《万寿寺》里，隐约能看到卡尔维诺倒置时空的影子。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正是无拘无束的想象，让王小波频频表白卡尔维诺——它们正印证了卡尔维诺对“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的乐观和探索。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写道：“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

小说《茫茫黑夜漫游》

（与法国小说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小说同名）

里，王小波似在回应：“卡尔维诺从中年开始，一直在探讨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小说和计算机科学一样，确实有无限的可能。”一直以来，卡尔维诺都主张以想象的艺术世界的“轻”，来抗衡现实的日常经验世界的“重”。这和王小波的写作主张不谋而合，后者的写作理念和风格也是“举重若轻”。

王小波笔下充满喜剧色彩的情节、莫名滑稽好笑的场景、黑色幽默的打趣逗乐，与卡尔维诺的童话故事、轻盈明快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种自我放纵的、为游戏而游戏的写作，在《青铜时代》中尤为明显，也因而备受争议。

《看不见的城市》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 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版

此外，《东宫西宫》《绿毛水怪》《红拂夜奔》《黄金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或滑稽或泼皮或嬉笑怒骂，常是一副无所畏惧、吊儿郎当的浪荡子模样，时不时需要通过回忆童年获得现世的安稳感。读过笑过之后，却总能从余味里咂出一点凄凉，这份凄凉来源于“人生奈何”的沧桑况味，也来源于天真与世俗、情与欲、肉身与灵魂的激烈碰撞。

如果说卡尔维诺是借写作开拓和探索小说的无限可能，那么王小波则用写作来对抗虚无，如他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表达的那样，在有限的生命中以自己的创造来对抗无限的虚无。他对抗虚无的方法之一就是撕开虚伪的假面具，让生命和思想的阳光照进来。难怪李银河和周国平都评价王小波：他就是那个说出了“皇帝其实没穿衣服”的孩子。

其它

“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

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以法国当代作家尤瑟纳尔、图尼埃尔和莫迪亚诺为代表的“新寓言派”作家对他影响颇深。所谓“新寓言派”，就是强调作品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故事富于童话色彩，经常改写古代神话、传说、文学名著等，语言浅显易懂。王小波认为他们的探索，对于小说技艺的开拓意义重大。

王小波早期的《唐人故事》就有向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致敬的意思。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开头是：“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王小波就在《万寿寺》里以此作为故事的开始，并延续了莫迪亚诺对镜头的灵活运用。从《歌仙》《这辈子》《舅舅情人》《寻找无双》《夜行记》等作品可以看出，从法国“新寓言派”那里，王小波借鉴了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写法。

萧伯纳《巴巴拉少校》、马克·吐温《一个美国人在亚瑟王朝》《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是王小波的黑色幽默之源。他声称自己“小学四五年级就能看懂马克·吐温的黑色幽默了”。据他的一位好友说，王小波对萧伯纳的熟悉程度堪称半个专家。他在《沉默的大多数》序言里写，自己二十来岁时读到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瑞士）弗·迪伦马特著， 张佩芬译，群众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而《黄金时代》从王小波二十岁开始写，将近四十岁才完稿，其中的叙事手法就受到瑞士德语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的启发。他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一文中写：“这个长中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而且说，今后他不准备这样写下去了。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虽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粹。”他希望自己的小说也能达到《情人》和《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样的水平。

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写：“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这段话，曾陪我走过绝望。

作者 | 张畅

编辑 |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