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不推广记忆法，我记性较好，三十年前读过的书，在某卷某篇，现在都能手到擒来

作者 | 文化护卫者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跟那些饱读诗书者相比，我所读的书可谓极少矣。只是记性较好，二、三十年前读过的书，在某卷某篇，现在几乎都能手到擒来。几年前，从百度搜索到《戴嵩画牛》这篇笑话出自《东坡志林》，后来翻阅中华书局标点本《东坡志林》时，竟没有这篇，又查阅了《四库全书》本也没有，这个疑虑一直悬在心里。直到不久前翻阅中华书局《苏轼文集》时，原来在卷七十的“题跋”中，这才释怀。其实几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比这谬误不知多多少倍的多了去了，就如去年五月台湾疫情破功，民进党当局奉行不筛选就没有确诊一样，只要对典籍有所梳理，类似的可谓比比皆是。

《史记·晋世家》：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鯈、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中华版第1657页）

《史记·赵世家》：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中华版第1781页）

唐代司马贞在《索隐》中说：“左传云伐廧咎如，获其二女，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则叔隗长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史记》的春秋史料取裁于《左传》与《国语》。《国语·晋语》没有叙及此事，说明司马迁取裁的是《左传》，造成“乃不同也”这是司马迁信息不连贯所致。而司马贞的末句可谓语焉不详，不知云何！古人以“伯、仲、叔、季”为长幼之序，而司马迁以“叔”为长，“季”为少，岂不使原有信息模糊紊乱？

《史记·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中华版第1700页）

《左传》与《国语·楚语》均没道及楚庄王的这段话，司马迁取裁的是《韩非子·喻老》，只是按他自己的话复述了一遍。

《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中华版第3197页）

《史记》的战国史料大都取裁于《战国策》。《战国策·齐策》也并没半字道及齐威王的这段话，说明司马迁也是从《韩非子·喻老》中派生出来的。楚庄王（公元前613年）与齐威王（公元前356年）两个相距两百多年的人，说的是同一剧本的同一句台词。

《太平御览》卷二百八十·兵部·卷十一抚士上：“《史记》曰：‘楚人有馈一箪醪者，楚庄王投之於河，令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

查阅《史记·楚世家》并无叙及此事，曾怀疑是《太平御览》的编者把书读劈叉了，于是又查阅了《左传》、《国语·楚语》，楚庄王立于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卒于鲁宣公十八年（公元前591年）。又查阅了后倒十年，即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前推十年，即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左传》的这段史料记载及《国语·楚语》，均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说明这只是《太平御览》的编者凭空杜撰的彻头彻尾的一条假“新闻”！

《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侯景”

既而景至朱雀航，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见景至航，命彻航，始除一舶，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渡景。

《南史》卷八十“列传第七十•贼臣（侯景）”

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馀人屯航北，及景至彻航，始除一舶，见贼军皆着铁面，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质至领军府与贼遇，未阵便奔。

《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文苑（庾信）”

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 (《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庾信”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南塘游军沈子睦，临贺王正德之党也，复闭桁渡景。

《资治通鉴》的这段史料基本上是以《南史》为主要依据而综合以上诸史编撰的。诸史均作“庾信率千余人”，经《通鉴》一综合，变成“三千余人”了，不知司马光等是从那里纠合到这两千多人？诸史叙庾信一见侯景，就撒丫子开溜了，而《通鉴》庾信却“退隐于门”，忙着啃甘蔗，不知有何依据？查阅《梁书》卷三“本纪第三• 武帝下”、《梁书》卷四“本纪第四•简文帝”、《南史》卷七“梁本纪中第七（武帝下）”、《梁书》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九•临贺王正德”、《南史》卷五十一“列传四十一•梁宗室上”均没有《通鉴》的这些描述。抑或诸史叙述过于简要，给司马光等留下想象的空间，只是庾信遇上劲敌，逃命乃是第一要务，竟然却“退隐于门”还有心思啃甘蔗？纵观《通鉴》，如对史料逐条进行梳理，大都类是。顾颉刚先生说：“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恐怕不仅仅只是古史而已！

《龙文鞭影》二集下卷“十四·盐”：仇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文。（见《渔隐丛话》）

《龙文鞭影》二集的编者称这则援引于《渔隐丛话》。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的轶闻趣事均系于人名之下的，查阅目录，前、后集中均无“仇万顷”（事实上是“裘万顷”）之人名，前集中的“宋朝杂记上、下”与后集中的“本朝杂记上、下”均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现查到最早出现这则的是明清之际的褚人获《坚瓠五集》卷一“卖诗”条云：“宋隆兴，裘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未注明出处。褚人获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来约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卷九作：“宋仇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与约成书于清乾隆、雍正年间的沈嘉辙的《南宋杂事诗》卷一作：“裘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始注明引自《渔隐丛话》。至约成书于道光年间的朱翊清《埋忧集》，则据《渔隐丛话》已既成“事实”矣！

查南宋没有“仇万顷”，只有“裘万顷”，生年不详，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胡仔生于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卒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末云：“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序。”“元任”是胡仔之字，戊辰是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序”末云：“丁亥中秋日，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叙。”丁亥是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而裘万顷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中进士，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成书整整晚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从《渔隐丛话后集》成书1167年至裘万顷的卒年1219年，相距就有52年，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即便裘万顷活了七十岁，《渔隐丛话前集》成书之时，他还没出生；《渔隐丛话后集》成书之时，他也才十几岁，而褚人获的“未达时”是叙中进士后所提的前事，这更说明胡仔不可能预先把裘万顷的轶闻趣事采入《渔隐丛话》。由于后人的层层渲染，原本子虚乌有的事，却穿越时空，彻底给弄假成真了！

《新唐书》卷二百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九·方技

唐李晟，字良器。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第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

《龙文鞭影》二集下卷“十五·咸”

唐李晟，字良器。一日，桑道茂谒之，晟请以一缣易其衫，且请题衿膺曰：“他日为信。”后道茂受朱泚伪官，出衫衿示晟，遂原其死。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一百四十一“方技”并没道及此事，说明《龙文鞭影》是从《新唐书》删简的。

“道茂赍一缣见晟······ 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说明是桑道茂以缣易李晟之衫的，而《龙文鞭影》却作“晟请以一缣易其衫”，变成李晟用缣换桑道茂之衫，岂非南辕北辙？其实经《龙文鞭影》删简的史料，大都类此，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这也叫国学！

在典籍中，类似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就如美国等西方政要与媒体一样，从不核实新闻的真假虚实，出于政治目的，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要大肆渲染；而后人读书，大都喜好轶闻趣事，几乎不会去弄清信息的来龙去脉，且层层援引，以致以讹传讹，越传越讹。清代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所以，读书如不能将信息连贯，即便再大的专家、大师，其实也不过不得要领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