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快速记忆背诵,广州人的摩托记忆:从致富象征到抢劫工具
关于电动单车的安全问题,近年在广州不断引发讨论。最近,一段电动车交通事故的视频在广州人的微信群热传,再次引发大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从后方车辆的汽车记录仪所摄可见,有一辆电动单车逆行飞驰于人民桥上,随后撞上一辆轿车。事故后,电单车驾驶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恐怕生命垂危。
不少网友看完这段视频后,开始怀念起禁摩前的那个时代:“以前开摩托车,起码要考车牌,驾驶者要知交规,也怕被交警执罚扣车。”
当年的摩托车时代真的那么美好吗?它是如何进入广州,又是如何成为千家万户的通勤工具,最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禁呢?
回顾这段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今的电动单车困局。
国产化的时代
摩托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884年。英国的埃德华·布特勒给自行车加装了一个煤油驱动,成为了摩托车的雏形。
到1885年,被世人称之为“摩托车之父”的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一辆“骑式双轮车”,并取得德国专利。从此,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产生了。
1886年,摩托车进入上海,清朝官吏周鸿荪率先购买,并领取了摩托车驾驶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对于“洋玩意”摩托车,大多中国人当时都抱着陌生与好奇。
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当时我国工业研发和生产落后,摩托车基本都靠进口。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中国才开始自己的摩托车制造之路。
1951年7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仿照德国迅达普K500型摩托车,生产出第一批“井冈山”牌摩托车。“井冈山”牌摩托车的问世,开创了中国摩托车生产的历史。
60至70年代,摩托车以军用为主,民用为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幸福250”牌摩托车。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摩托车从最初的军用转为民用。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1979年的“嘉陵CJ50”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被造出。
1967年,飞鹰摩托车诞生于广州荔湾汽车配件厂,成为了广东省的第一个摩托车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流行一种能乘坐三个人的挎斗摩托车。
在道路情况不甚良好、社会经济水平普遍不高、小轿车还是奢侈品的时代,挎子以其较亲民的价格、简单灵活的驾驶方式、优秀的性能以及相对普通摩托更大的载量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不过,直至改革开放之前,广州的摩托车基本都是军警使用,又或者用于邮递通讯,一般市民大众出行基本还是靠踩单车为主。
根据广州市交警部门的档案资料显示,1978年,广州市区登记在册的摩托车不过是3833辆;直至1979年,也不过是4584辆。
个体户的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80年代广州兴起下海经商的热潮。据统计,1984年,广州的个体户达到14万户60万人。由于经济能力提升,他们大多选择购入摩托车来减少通勤时间或运货。
80年的经典电影《雅马哈鱼档》就记录着摩托车在广州的快速发展。鱼档经营者们带着一沓沓人民币去供应市场采购活鱼,再用摩托车运回市场销售。
1983年广州已有摩托车7万辆,驾驶员达10万余人,居全国各省、市之冠。到1988年,广州市的摩托车已增至10万余辆。
不过在当时,拥有一辆摩托车也不算一件易事。那时候市场上米价0.14元,肉价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逢年过节压岁钱0.1-0.2元,而一部全新生产的摩托车起码要4000元。
不夸张的说,当时开上一辆拉风的摩托车,比现在买辆汽车的难度还要高,更别说当时没有类似分期付款的金融工具。
所以,当时年轻人之中流行一句话:“搏一搏,有摩托!”后来,又有人加多句:“搏多搏,有Benz!”显然,哪家买了摩托,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了万元户。
1988年,广州市区摩托车上牌数量首次突破10万,相比起十年前,增长了20倍有多。
搭客仔的时代
到了90年代,广州的经济发展更加迅猛,人们的收入水平也进一步提升,摩托车逐渐开始进入广州千家万户,逐渐普及化,再也不是什么奢侈玩意。
在1992年,广州的摩托车上牌数量突破20万。到1995年,这个数字再次被改写成361016辆;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峰401655辆,摩托车已经成了广州市民第二出行工具。
在广州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大多都会有一段坐着爸妈的摩托车去上学的经历,小朋友稍有不慎还会被摩托车的排气管烫到脚。
当时,广州还出现了一个新型行业——“搭客仔”。城市面积快速扩张,但市内未有地铁,公交车路线和班次也远不如现在多,的士又贵。
因为城郊农民逐渐无地可耕,所以早期的搭客仔大多来自芳村、天河、白云等“郊区”。同时恰逢国企下岗潮,大量空余劳动力涌现,下岗工人也驾驶起摩托车,为市民提供非法但廉价的短途客运服务,这也被称之为“摩的”。
搭客仔在各处交通枢纽等客,一见到目标客户,就飞驰而来,热情招呼:“靓仔靓女,要唔要搭车啊!”到后期,搭客仔们甚至还通过BB机开启了“电召”服务。
当时摩托车的发展,也带动了多个相关行业发展,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在80、90年代,中国陆续出现了力帆、宗申、隆鑫,大长江等一系列摩托车企业。
广州城内,专业的摩托配置市场也逐渐兴旺起来。
较场西路成为著名的“广州摩配一条街”,中华广场在当时是著名的“中山三路摩配城”,不远处的南华西路是著名的“摩托修理一条街”。
飞车党的时代
到了2000年后,广州的摩托车保有量到达了顶峰。2004年,广州中心区登记有牌的摩托车40多万辆,而全市包括附近区县的摩托车就有100多万辆。但实际上,据有关部门估算,没有登记的“黑摩”数量几乎四倍于合法摩托车。
然而,摩托车数量急剧增长却在广州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
首先,是市容和污染问题。当时一辆摩托车的尾气污染相当于八辆小面包车的总量,而发动机轰鸣声“炸街”,噪音也影响着市民的日常休息。
同时,摩托车驾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而造成的伤亡事故也经常发生,甚至有搭客仔常为抢客而当街斗殴引至死亡。
1995年,《拒绝乘摩托 川妹子惨死广州街头》的一篇报道,就记录了四川民工吴素华仅仅因为拒绝乘坐摩托车,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街头被“搭客仔”殴打致死的惨剧。
除此之外,屡屡发生的摩托车飞车抢劫案,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回忆。
摩托车飞车党通常是两个人作案,一人开车,一人抢劫,大多挑选带手袋、戴耳环或带金项链的女性。他们通常骑着速度飞快的摩托车,经过她们身边时抢走财物。
搜索当年新闻,我们竟然发现,钟南山院士也曾在人民北路被飞车党抢去过手提电脑……
到后期,抢劫钱财发展成飞车砍手。如果有被害人反抗,飞车党就会残忍地砍对方的手,一时间广州城内人人自危。
为了对抗这帮为非作歹的飞车党,当时的广州公安也配备了一套专门的武器——梁山好汉们曾经用来大破连环甲马阵的钩镰枪。
威力强大的“冷兵器”对飞车党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两米长的枪身与枪尖的三个铁钩,可以挂住飞车党的衣服或摩托车车轮,但这样也很容易造成飞车党的伤亡。所以,这一“以暴制暴”的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类犯罪的发生。
2006年,两条鲜活生命死在了摩托车飞车党手中,成为了广州禁摩的导火索。
2006年8月,女子邓哲玉下班后孤身横穿黄埔大道,遇到飞车党抢劫,后座男子拉住她的包,邓却不放手,使劲往回拉,最后被摩托车拖行了三米多。在此过程中,邓哲玉头部多次撞击摩托车后轮。同年,另一位女生也因飞车党抢劫,头撞石阶身亡。
两件命案的发生,再次引发了广州人对于摩托车泛滥的焦虑。
禁摩托的时代
2006年12月31日,《广州明日起开始禁摩 前半个月缓冲期只劝不罚》新闻传来“禁摩”消息,轰动全广州。
2007年1月1日,广州宣布全面禁摩。
当时,广州市民对摩托车的态度也如现在对于电动单车的态度一样,两极分化。
支持的市民表示,曾经摩托车经常从身边呼啸而过,让人提心吊胆,“禁摩”使他们能更加放心地行走在街道上。
但亦有市民担心,公交线网的完善仍需时日,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另一种交通工具来代替,摩托车的消失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摩托车消失之后,有40万人们不得已要选择其他交通工具。有钱的就进阶选择了轿车,家庭不太富裕的就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甚至踩单车,广州因此出现过单车回潮的现象。
同时,摩托车衍生出来的相关产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曾经以摩托谋生的搭客仔都需要另谋出路。2007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摩的”司机选择跑微型面包车,滋生了新的城市管理难题。
虽然,摩托车在广州市中心被禁,但在广州郊区仍然存在。甚至现在,在番禺广场地铁站一带,还可以看到不少“搭客仔”。
除了搭客仔,摩托车工厂也积极寻找出路,摩托车正朝着运动、收藏等小众爱好方向发展。
中国摩托车商会常务副会长李彬表示:“行业的发展机会在高端休闲娱乐类的摩托车产品上,这类产品可能会占据行业80%的利润”。
因为多个产业和无数就业者受到影响,也有人曾提出疑问:摩托有必要“一刀切”禁掉吗?
有人就拿出了澳门、台北等中国城市作为例子。特别是在台北,这座城市拥有庞大的机车(台湾称摩托车为机车)数量,管理却十分得当。
例如专门划出机车道;在等红绿灯时,有专门的机车候车区;台湾的摩托车根据排量不同,分为四种级别,路权也不尽相同。
台北市上下班时,台北桥机车洪流的壮观景象,甚至还成为了外国游客到访时拍摄的打卡点。
不过事实上,台湾本地人对于“机车洪流”的评价却并不那么高,有台北的博客作者对于游客们的惊叹这样回应道:
“他们也不会想到,在绝大多数宽度不及台北桥的各种机车专用道上,事故简直是没完没了地发生着; 在其他桥上,只要一两辆摩托车擦撞倒地,就会堵死这些看似安全的专用道,把后续的几百台机车困在桥上进退不得的车龙当中。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机车就是汽车,用相同的速度形成车流、负担同样的义务、享有平等的路权。正因为在台湾没有那种东西,只有歧视性的交通政策,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壮观的景象。”
关于摩托车围城这个问题,恐怕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你生活在其中,才能得出相对真实的体会。
电动车的时代
摩托车被禁了,但对于城市中短途运输的需求却是禁不掉的。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加上电池充电技术的发展,电动单车成为了快递和外卖必不可少的工具。
同时,即便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地铁和巴士线路班次也越来越多,但对于短距离通勤,或者出门买个菜,接小朋友上学放学这些事情上,电动单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最爱。
结果,摩托围城的现象消失了,而“电鸡”围城的现象却随之而来。
因为电动单车没有专门的行驶道路,所以“电鸡”要么就在人行道与行人擦肩而过,要么就冲出机动车道与汽车抢道。
当年摩托围城的乱象,似乎又在“电鸡”时代重演。有所不同的是,电动单车没有摩托车的废气和噪音污染,但电池爆炸引起火警的悲剧却频频发生。另外,目前还未有出现电动单车抢劫案,但由于驾驶者不需要考牌和年审,枉顾交通规则而出现的事故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有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每年的交通事故中,电动车等占比高达60%。
在几番权衡之下,广州终于出台了《关于实施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的通告》,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在今年9月30日前办理登记上牌,10月1日后将对未登记上牌仍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依法予以处罚。
但真正的实际效果如何,也只能引用时下一句流行语:拭目以待。
城市的交通和治安,本身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问题,而交通工具不过是技术的产物。希望当局在管理电动单车的问题上,多吸取当年摩托车的经验教训,多未雨绸缪地进行精细化管理。
1980年的年轻人喜欢说“搏一搏有摩托”,而2020年的年轻人却只爱说“电鸡系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几十年过去了,广州人的未来,是会变得更好,还是只能原地踏步,不断轮回呢?
各位自己友,
你觉得当年对摩托车的管理,
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代人吸取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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