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快速记忆，广州红色记忆之作为中国革命兴起的重镇

广州，通常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等等。不过，当我们翻开那一段段铿锵的“历史最强音”，作为中国革命兴起重镇的广州的红色记忆，随即呼之欲出、经久不息。

图为位于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史迹，南海神庙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祭海的场所，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遗物，南海神庙作为“海丝”之路的起点有据可循：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指的就是以南海神庙前的唐代古码头为起点的通航之路；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和平之舟”到达广州后，第一站便考察了南海神庙，并确认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1891年，南海人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先后培养了千余名新式学子，成为“维新志士的摇篮”。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发动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促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变法，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及60多道变法上谕。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图为位于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的万木草堂。1891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租借广东省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的居住处的邱氏书室部分房舍作为讲学堂(长兴学舍)，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

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广州发端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广东酝酿、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次武装斗争于1895年在广州策划进行，虽因事泄流产，却是孙中山武装反清斗争的起点。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都是影响极大。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10次武装起义有8次在广东境内举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孙中山又高举护法旗帜，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24年国民党改组大会之所以在广州召开，据《孙中山选集》记载，孙中山如是说：“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

图为广州新军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是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参加党的创建的一批著名领导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等都出席了大会。作为党的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时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在党史上还是首次。为开好这次大会，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广州，足见中央对会议的重视。

中共中央机关南迁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三大，是历史的选择。广州具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代表阶级的主要诞生地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城市之一，广州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组织得到较好的发展；孙中山当时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使广州成为中国政治上比较自由的地方。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记载：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时，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局迁粤的主张，理由是：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在广州有先进的工人运动；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如果中央局迁到广州，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

图为位于广州恤孤院路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迄今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能够顺利召开三大，中共广东区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一，积极发展党员。到中共三大召开时，广州有党员183名，占全国党员总数420名的43.57%，这为三大在广州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承担中共“三大”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包括会议的召集、会址的选定、各地代表的接待和食宿安排等事务。其三，进行国共合作的“试验”。为贯彻落实会议的决议，广东党、团组织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试验”，主要是按照新制订的国民党章程的要求，组建国民党基层党部，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全面实施摸索经验。许多党员团员按照三大的决定，主动、踊跃加入了国民党，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到国民党中工作。这场“试验”为在全国各地实行国共合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政治上，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容。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共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若干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改组是在广州实现的，通过改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一转变是在广州完成的；孙中山提出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最民主、最革命的地方，工人、学生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种爱国、革命、进步的报刊得以公开出版。广州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本营，成为全国力量汇聚的地方。

图为位于广州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馆内大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该建筑是1904年在广东贡院旧址兴建的两广师范学堂；1924年，孙中山在此设立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工人部，由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担任部长，工人部秘书由共产党人冯菊坡担任，这使中共广东区委开展工人运动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广州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爆发了为反对租界当局颁布的歧视和侮辱中国工人的“新警律”的政治罢工。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标志着广东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和香港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这是大革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帝斗争，也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有效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

图为位于广州越秀南路89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1926年5月1日，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研讨如何深入开展农民运动问题。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等十一省均派出代表参加。据1926年6月全国10省农民协会不完全统计，农民协会会员达98万多人，仅广东就有64万多人，约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人数的2/3，广东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中共的倡议下，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到1926年，先后举办了6届，为全国20个省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近800名。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所长。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人数最多、影响最大，327名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农讲所致力于培养“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冲锋陷阵之战斗员”，“农民运动之推进机”，除了对学员进行革命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理论教育外，还重视对学员的军事训练。学员毕业后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随着广州农讲所学员毕业回乡开展工作以及北伐战争的推进，形成了全国性农民运动高潮。

图为位于广州中山四路42号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原是番禺学宫，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清代重建。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中国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开办。自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办6届。第1、2届所址在广州市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第3、4、5届在广州东皋大道1号，第6届所址迁此。

国共合作后，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长洲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创立，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扫除军阀奠定了基础；也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和人才。邓颖超曾说到：“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黄埔军校最初的招生也是国共两党联合组织的。中共积极协助，要求各地党组织设法招收进步青年入学。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广东党组织积极选派优秀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投考军校。黄埔军校创建伊始，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约占1/10；到1925年发展为约1/6，清党前达到约1/5。

黄埔军校创办期间，国共两党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北伐战争进行紧密的合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南征军阀邓本殷，国共两党都有较好的合作。在统一广东的基础上，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在广州誓师，北进讨伐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仅9个月便打到了武汉、上海、南京，占领半个中国，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期间，广州成为北伐战争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广州的民众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不仅为出师北伐大造声势，而且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或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为北伐军运送兵员物资，或积极开展宣传、慰问、欢送、召开祝捷会等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名工人组织北伐运输队交兵站支配。广州工人代表会和广东省总工会也合组总预备队，派出20000人担任北伐前方运输事宜。广东省财政厅预收各属钱粮一年，各厘税征预饷一年，各县分摊军费；国民政府还发行有奖公债来筹集军费；广州各业工人掀起募捐运动，为北伐军捐款献物。

图为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校址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1924年国民党建校时期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名扩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9年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到1946年末改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50年10月台湾当局在台湾高雄凤山区复建“陆军军官学校”延续至今。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今，当我们追忆广州这座城市的那些红色故事，则更加深谙其中深意。那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色记忆理应在今天被缅怀、被传承，它们必将是广州城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