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经在《文学小言》中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苏轼不仅有着非凡的文学成就，其旷达乐观的人格也备受推崇。他的禅诗，完美地将其文学之才和高尚人格结合在一起，彰显着人生的大智慧，书写着通达爽朗的人生之歌。

清拓《东坡像团扇页》

雪泥鸿爪

嘉祐六年（1062），苏轼奔赴他的第一任官职凤翔府签判，与送行的苏辙难舍难分。他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想起五年前兄弟初次赴京应试，也曾路过此地，借宿于寺庙之中，题诗壁上，而如今寺中老僧已然化去，题诗的墙壁也已毁坏，便感慨系之，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

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宋代天衣义怀禅师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事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

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局部）

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也许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雁）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璧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

是的，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晴雨自佳

苏轼不到四十岁就做到了杭州通判，在杭州的西湖之畔，他曾经遭遇过一场夏日的暴雨，那时候他在望湖楼上看那暴雨的猛烈，然后看风吹雨散，欣赏雨后初晴的景象：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

一场暴雨，随云起而来，随风吹而散。来时势如奔马，黑云尚未遮断山际，豆大的雨点已经阵阵打向湖面。雨点之大使人望之而觉其为白色，雨点之重使之从湖面又反弹起来，但反弹起来的水珠却又如此轻盈，犹如蹦跳的明珠纷纷洒落游船之上。

然后又是一阵急风卷地而来，却将暴雨吹散。雨过天晴，涨起的水面恢复了平静，倒映着一片蓝天。雨后的天无云，风过的水无澜，纯是水天一色的清清爽爽。这是一场暴雨的始末，岂不也是人生经历风雨的写照？

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局部）

在熙宁六年(1073)，他也曾因“初晴后雨”而作诗，欣赏晴、雨两种各具佳趣的西湖胜景：

朝曦迎客艳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苏轼想表达的是对于“初晴后雨”这种天气变化的感受和思考。在大好的晴天，兴致勃勃跑到西湖边去饮酒赏景，却不料下起雨来。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扫兴，而苏轼却说“此意自佳”。

他想告诉人们：晴天固然不错，雨天也有可爱之处。就眼前的西湖来说，晴光照水和雨雾迷蒙各是一番胜景，比如美女或浓妆、或淡妆，都很可爱。所以，遇到变化不要惊慌，也不必感觉扫兴，因为另一种胜景正等着你去欣赏。

当然知音难遇，由于旁人大多惊慌失措，所以苏轼举起酒杯，只好敬给水仙王。这水仙王不知道是什么神仙，宋代西湖边有这样一个祠庙，但南宋人已经说不清此神的身份了。无论如何，苏轼对于下雨天气，似乎别有一番亲切之感。

苏轼的诗意绝不停留在对于晴和雨两种景致的欣赏，因为风雨乍起，是一种自然的变化，由此你可以读出一个诗人对于变化的心领神会，从自然的变化可以联想到社会的变化、人生遭遇的变化，如果你面对变化而懂得说“此意自佳”，那么你的境界正在提升。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境界还要继续提升。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贬居黄州的苏轼因为到城外冒雨行走，直到天晴，而有所感想：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四十七岁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冒雨漫步，听着穿林打叶的雨声，他竹杖芒鞋，吟啸徐行，直到雨过天晴，才兴尽而归。这是他着力刻画的自我形象，也是令文学爱好者非常着迷的东坡居士的形象。

一方面，自我形象在词中的凸显，与词序所强调的个人情景相适配，另一方面，要抒发的感想也是以这样的自我形象为基础的。冒雨而行，当然含有“人生经历风雨”的意蕴，这在苏轼的作品中是屡次出现的，即便不一定点破。

孙克弘《东坡先生笠屐图》

也许苏轼选择这个词牌也是有意的，因为“定风波”的字面意思似乎也与词意相关。此时他不是欣赏雨景而已，却是在贬地黄州城外，亲身走到雨中，去淋了一场暮春的细雨，而感觉“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与雨更加亲切了，所以一点都没有忙乱，安之若素，果然，不久便有洒满山头的夕阳来迎接他归去。

而在归去之时，他回首前尘，经历的风雨犹如梦幻，雨也罢，晴也罢，都随着时间飘然远去，于我心无所挂碍，“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才成了人间的绝唱：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比之当年的晴雨两佳，这次更为明净透彻。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都如云烟过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扰，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

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而是明白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断然超越。如此才可以摆脱一切的牵绊，去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否则任何纤芥细故都能扰乱心志，遍作计较，被环环相扣、重重无尽的世俗因果所捕获，心灵随波逐流，往而不复，必将遭受沉没，不可救药。

明白此理的东坡居士，就这样走在他的人生路上，这一天他穿过了风雨，迎来了斜阳，但在他的心中，其实无所谓风雨和斜阳，这才走得潇洒和坚定。所以，直到晚年贬居海南岛时，他还在《独觉》一诗中重复这两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庐山真面目

东坡居士曾有过一次庐山之行，庐山第一高僧东林常总带着他从东林寺步行至西林寺时，苏轼挥笔写下千古名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哲理诗之一，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作了种种解释。必须指出的是，从哲理上解释此诗时，诗中的“庐山”将失去其确指性，它可以被替换为别的任何山，甚或推广到所有事物。

但是，就当日的苏轼而言，他想认识的“真面目”确实是这“庐山”的“真面目”。他初入庐山，就感到这庐山与自己不相亲近，他曾经寄希望于时间：“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如能多次造访此山，则犹如老友重逢般亲切了。

现在他又意识到空间的问题：身在此山之中，恐怕也妨碍了对庐山的正确认识。很显然，苏轼的思考又深化了一步，其间是否得到常总的指点，则不得而知。

《题西林壁》，《东坡集》，南宋杭州刻本

然而，东林常总确实把苏轼引入了禅门深处。据记载，此夜苏轼就留宿于东林寺，与常总禅师谈论了一夕“无情话”，到第二天黎明，便献上一偈：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赠东林总长老》）

所谓“无情话”，就是唐代禅僧南阳慧忠国师（禅门的记录把他认作六祖慧能的弟子）提出的一个命题，叫作“无情说法”。“无情”就是一切无生命之物，自然山水、墙壁瓦砾之类，它们也像佛一样演说着根本大法，问题在于你能否听见。

从理论上讲，这是对于最高普遍性的领会，既然是最高的普遍性，那当然就无所不在，所谓“目击道存”，一切卑琐的存在原来都是大道绽露的头角，看你去不去抓住。“无情说法”只是一种生动的表述而已。

不过，道理虽容易明白，但能否浃肌彻骨，真实体会之，能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之，那又是另一番功夫。

所以，要真的能听见“无情说法”，那就与佛无异了。苏轼偈中的“广长舌”“清净身”，就都指佛，其实也就是最高普遍性。

他已经领悟了“无情话”的真谛，他听到了溪声犹如佛祖说法，看到了山色犹如清净法身。——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庐山真面目”！不必时间的积累，不必空间的腾挪，它原来宛在眼前！那不是靠思索“识”取，而是一旦全身心地拥抱自然，便在顷刻之间恍然大悟的。

于是，在这个不眠之夜，无数表达着真理的自然的偈语向苏轼涌来，他已经与自然的大道完全同化了。

带一点宗教神秘感的天人合一之境，其实是诗人审美感知力的充分张扬，弥漫了天地。在黄州时期的《前赤壁赋》中，苏轼早已谈过他对“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天地自然之美的感悟，但那个时候他还停留在“声色”上（所谓“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而现在经过高僧的点拨，则透过“声色”（溪声山色）而能直达“真面目”（最高普遍性）。

有情风无情送潮归

除西湖之外，钱塘江潮也是杭州的一大景观，古往今来，得到过无数骚人墨客的吟咏，而人们之所以被这与人无关的潮水起落所感动，大抵因为它是某种激烈的感情或思想之起伏的最好象征。古人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这潮水当然也是“干卿底事”之物，是触发感情的媒介。

当苏轼将被召回朝廷，离开杭州时，便以潮水起兴，作《八声甘州》一阕，赠给方外朋友参寥子道潜：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此词一开头就将潮水和感情融成一片，潮水被海风不远万里地卷来，似乎有情，而又匆匆退去，似乎无情。

自己仿佛也是如此，两次到杭州任职，于此一方山水人物，亦可谓有情，但时至元祐六年(1091)，复被朝廷唤回，不能不离杭而去，是不是太无情了呢？

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道潜虽是诗人，毕竟也是僧人。僧人原不该有情，可苏轼与参寥子临别之际，却大谈感情。人生自不能无情，但世俗利害得失缠绕之中，人与人之间多的是利益结盟，党同伐异，没有感情可言，反而与超脱世外的僧人倒有真正的感情了。

北宋的士大夫政治造就了这样特殊的人文景观：我们经常称政治家是没有感情的动物，但文人又可谓人类中感情最为丰富的群落，而士大夫经常兼为政治家和文人，于是身为政治家的文人必然饱受“有情”和“无情”的矛盾煎熬，对于真正友情的寻觅，往往使他们和方外的僧、道成为至交。

有的时候，他们会忘记对方是个出家人，只把其当作知己朋友来寄托一份感情。当苏轼在词的结尾处说他一定要像东晋的谢安一样，东还海道，免得参寥子为自己抱憾沾衣时，他并不认为对方是无情的僧侣。世人无情而僧人却有情，说来也可算一件怪事，但那也反映出诗人对人间真情的不懈追寻。

有生孰不在岛者？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岁，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试笔自书》）

《试笔自书》一篇，从题目的意思来看，大概是因为得到了一枝新笔，开毫试写，因此而成就了一段随笔。

自从绍圣四年(1097)六月中旬登上海南岛，苏轼的脑子里似乎一直盘旋着邹衍关于“大九州”“大瀛海”的说法，用来排解困居海岛的愁苦心情。

按照邹衍所想象的世界图景，以及古代流行的“浑天说”所提供的宇宙图景，大陆乃至天地都不过是面积大些的岛屿而已，跟海南岛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自己又何必为贬谪海南而郁闷呢？

这个意思，苏轼也曾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诗中表述出来，但在本篇中，他又触类旁通，加上了蚂蚁附于盆水浮芥的设想。

从“大九州”看海南岛，是以大比小；从蚂蚁浮芥看海南岛，又是以小喻大，视点的灵活转变反映了苏轼观察人生的通达眼光和超脱智慧。经常能够换个角度看问题，是他的擅场。

缂丝仇英《后赤壁赋图卷》

不过，到“少焉水涸，蚁即径去”为止，这个比喻所要说明的道理，以及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脱困的信念，都已经呈现出来，但苏轼却没有在此停笔，他还要“信笔”写下去，把比喻延续为一个小故事。他让蚂蚁与它的同类见面，哭诉“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强烈感受，确实有引人一笑的效果。

该文有两处精彩之笔：一是“有生孰不在岛”的思考，是旷达的一笔；一是蚂蚁向其同类哭诉的想象，是诙谐的一笔。前者联系到“浑天说”和阴阳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体现了士大夫的文化趣味；相比之下，后者则远为通俗。

苏轼有意识地使用了杂剧“打诨出场”的方法，而蚂蚁哭诉的内容，也仿佛就是一出杂剧，也体现出苏轼的审美趣味中与市井文艺相通的一面。

无身则无疾

苏轼的绝笔诗是《答径山琳长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面对死亡的心态。“琳长老”是云门宗禅僧径山维琳，苏轼在杭州的时候聘他做了径山寺的住持。他听说苏轼在常州病危后，赶去相访。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也次韵作答：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清楚地记得维琳与他同龄，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们生命的长度，三万日不为不多，如果每天诵读一千首偈语，则积累的佛学修养已经甚深，但此时回顾，则如闪电一般，迅疾而去了。对此无奈之事，东坡表现得甚为平静。

五、六两句才是正式回答“问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机体出了问题，所以要追查这人身的来历。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无所谓疾病。

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

故关键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这些与自然不符合的东西，才能根本地解脱疾病，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看了后觉得难以理解，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

鸠摩罗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国时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临终时令弟子们朗诵神咒，想以此延续生命，但没有成功。苏轼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该作此无益之举！这表示他认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去的。

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僧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苏轼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往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

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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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阅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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