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增广贤文》曰：三穷三富不到老，十年兴败谁知晓。此句当然不仅对个人有提示警醒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又何尝不具有相同意义。

川美时光

1963年 9月，罗中立独自背着行李，从沙坪坝小龙坎，一路步行来到了九龙坡区杨家坪黄桷坪街道的四川美术学院 ——附中校园，开始了他作为川美附中 1963级学生的时光。

走进川美老大门，往右边拐进去五十米左右，有几幢陈旧的房子，这一块就是附中的区域，包括了学生宿舍、教室、办公楼等。附中有自己全套班子的管理人员，同时它也受学院直接管理。

附中相当于普通中学教育的高中阶段，但不同的是附中的学生要读四年而不是普高的三年。（附中也被人们按习惯归之为中专，而那时，社会上很有些人对中专校生是不大看得起的。基本上都认为，主要是那些文化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对考大学无望的学生才会无奈去考中专。）这种认识一直流传了好久，直到今天或许都还多少存在。严格说人们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怪，因为当时一般中专学生，基本上就没听说谁谁毕业后又去考了大学的。

当然有例外。

包括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内的一些专业针对性很强的附中（比如音乐学院附中等）就是例外。它们和普通中专不同。它们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专业艺术大学培养并直接输送优秀专业人才，主要是直接管理附中的这所大学。换句话说就是，这种附中具备普通中专和“特殊”中专双重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附中学生毕业时报考本专业大学，被录取时享有文化课分数可以远低于非附中毕业考生的“特权”，还具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优势，而考大学落榜的附中生或因为其他原因不愿再报考大学的，国家会按普通中专毕业生的办法分配工作。

附中学生们的心目中因此老有几分莫名的骄傲，老有一种冲动想大喊，我是美院的学生！

有这样的冲动从客观上看倒也基本成立。第一，他们和学院的大学生们住在同一幢三层楼宿舍里，在同一个学生食堂吃饭，共享图书馆，经常在一起活动。第二，他们中的很多人，总体上说几年后都会顺理成章地进入美院继续学习。第三，教他们专业的老师差不多都是正式编制在美院的教师。

但另一方面，对那些现在已经真正在学院学习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还是很仰视的。

不知道因为什么考虑，附中的男生都被安排住在宿舍的底楼，学院的大学生主要被安排住在二楼和三楼。二、三楼的通道中间，被一道门隔开，一边是男生宿舍，另一边则是女生宿舍。

罗中立进附中这一年，附中共招了三十一个学生。之前每一年，大致上每年新招二十名左右。因为这是附中停招两年后恢复招生，所以这一批学生，成了附中办学以来招生最多的一批。和往年新生的情况一样，也是男生多女生少。

所以这批新生们心里也带着几分后来七七级新生走进美院时所带着的那种“傲气”。

他们觉得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既然附中停招了两年，美院的学生层次应该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吧？那么到他们这批附中生毕业时，无疑就能有更多的同学可以走进美院。

很不幸的是，他们这时生起的如此美丽梦想，后来被不期而至的文革运动所破灭。还是命运的安排？

附中上课的主要教室在一幢两层楼的红砖老房子里，与学院的教室隔得比较远。

附中学生的课程三七开，三分专业课七分文化课；专业课也不像学院那样，把绘画、雕塑什么的不同专业都分得很清楚。

进校不久，罗中立被选为班长。

对此罗中立这样回忆道：可能是因为我入学考试的专业成绩好，开初就选我当了班长。我那时个子不算大，都叫我“小班长”。其实我心里不太愿意当，觉得当了班长，很多面子上的活动你都要去带头，而我心里只想多画些画。

进入附中没多久，想多画些画的罗中立画了一张自认为很满意的画，其实是临摹的一幅英国水彩风景画。有意思的是，他把一个正在画画的人的背影，像一个点睛似的“人物”添进了这幅风景画的几乎正中心位置。这种举止，是否让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艺术上表现出的总是主动乐于“搞怪”、喜欢“另类”的行为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这里？如果说此前出现的此类行为还归于一个冲冠少年的懵懂的话，那现在，身为附中学生的罗中立，做出如此的行为应该归于有些下意识了吧？

假如再深一步看，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说，这幅“搞怪”行为下出现的临摹加创意的水彩画，竟在不经意间，拉开了他几十年后踏上一条艺术创新路的序幕。

罗中立无疑是怀着对艺术的满满憧憬、一腔激情和无限希望走进川美附中的。走进附中这个行为本身，就像是全神贯注地等在百米速跑起点的运动员听见裁判扣响了手中的发令枪。罗中立早已迫不及待，想马上就在艺术大道上向前飞奔。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完全消化成为美院附中学生带来的兴奋，就被砸回了一个现实。

想多画画的罗中立很快有了些失望。

作为教书育人重要阵地的川美附中，自然不能置身于社会现实之外。校园里醒目地张贴着的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学校的工作指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那个时代为文艺制定的纲领，是不容有半点偏离的大方向。

学校瞄准的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又红又专”。

站在某一个角度上看，“又红又专”的提法是成立的；在那一个时代，它有着独特的意义。

然而怎样定义“又红又专”？学生怎样做才符合“又红又专”？

界定一个人是不是“红”肯定比较容易。按学校的主流认识，你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与校方保持高度一致。套用一句流行话就是：领导指向哪里你就奔向哪里，领导让你做（画）什么你就做（画）什么。

但要想走到“专”，你肯定得投入时间、得画大量的画，才有可能走上一条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路。可是，当你有事无事都沉心于画，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为了走到“专”里面时，“矛盾”就出来了。这样做的你，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或没有跟上“红”的节奏。对这样的行为，当时有一个“对应”的名称，叫“白专”。而“白专”就是一顶透出几分“危险”的帽子。进一步，如果你画的主题不是领导要求表现的“工农兵”或为社会需要服务的内容，比如多是画些那时被归为所谓小资情调的、孤芳自赏的、追求个人情绪表现的等，那可能“白专”帽子就非你莫属了。再有那类成天只知道画“自己的画”、完全不听“招呼”、不接受“教训”的学生，就会被划入“白专典型”，戴上了“白专典型”帽子的人，后果堪忧，严重者将遭致开除。这就不难理解，学生当时为什么都怕自己被人说成是“白专”。因为，就算你心里本来装着很多红色革命英雄人物，并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要以他们为榜样，告诉自己现在努力学习专业就是为了今后成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但是一不小心，你属于“白专 ”了，被 “典型 ”了，麻烦就接踵而至了。

事实上，无论是按分配给“红”与“专”的时间来看、还是依认识上存在的差异来区分，平分秋色式的“又红又专”，更像一个虚构的提法，或者可归为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

由于“又红又专”标准当时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的“不清晰”界线，为了防止出现不好收拾的局面，作为负责执行该“标准”的校方，往往采取“矫枉过正”之法。表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只要“红”，但不能只要“专”（白专）；或者是，要最多的红，可以有一点点“专”，作为点缀也罢，或者他们真的认为这就是“专”了也罢。总之，是否“又红又专”，焦点在于你是不是与校方保持了步调一致，在于你有没有满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好在大家看到，学校当年在要求上的确是很严格，也总是在尽力把“问题”都消灭在“萌芽”阶段，从某种角度看，它是校方必须坚持喊的一句口号，必须追求的目标。到真正来处理此类“问题”时，总体上校方还是十分慎重的。因此那些年里，学生们是感觉得心理压力很大，但也并没见到有很多学生真的因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原临摹的英国水彩，1963年黄桷坪川美附中校园外写生，1964年因被开除。

这时已把画画作为生命中头号选择、梦想着今后要成为大艺术家的罗中立没法不画，无法忍受不画，他是一定要很自觉地多画才行的那种类型。所以他不仅尽量地“榨”出每一分钟来慷慨地献给画画，问题还在于，他画得最多的，基本上不是那时喊得最响亮的为什么服务的内容。借着他的那些画面，可以看见社会的一个个小角落，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各种人，从中折射出来他心中对自然美的追求，他自然而然的情绪之下想要表现的社会的这一部分。它们并不叛逆，但也显然不是受某种主题指导、追求表现时代主流的东西。因此，就算画面中出现的也是工农兵形象，讲述的也是与工农兵相关的故事，但因为缺少中心思想、缺少那个鲜明的主题，简单说不是社会主潮流需要的赞歌，就只能算是对事物的一种客观反映，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要严格划分，大概率上可属于“小资”。

要说起来，“自然主义”式的倾向，从他初二那幅获奖水彩画就已经可以看出。表面上，那幅画仿佛也算紧随着当时的文艺主流即表现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的内容。但如果进一步去认识，它应该还真就只是一个小孩子对自然美的描写，对印在自己脑海中的乡村和农民的一种小关怀下的重现。不过，对一个初二学生的作品，用过于严格的题目如“自然主义”、如“社会主义现实”等去给它加一个框框，显得也太没意思。所以，还是把它归为一个初二学生喜欢那样画则可。

抛开其他不谈吧，真实发生的是，一个不留心，班上的团支书来找罗中立谈话了。有了好几次真挚而恳切的谈话又似乎觉得收效甚微之后，终于有一天，团支书很明白地、也是很严肃地告诫他：作为一个团员，你决不能走“白专”之路哟！

罗中立立刻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但认真地想一想，真的不能不画呀！画，有可能被“白专”；不画，可能会要了命！当然要“保命”。怎么保呢？不能在学校里画了，咱躲出去画吧。罗中立和几个也想多画画的同学悄悄约起，翻墙，从附中后面那道围墙翻出去，外面是农田，平时人很少，从这里翻出去不易被发现。外面不远处还有一个水塘，一些同学在夏天也常常翻墙出来跳进这水塘里“洗澡”。轻车熟路。到了外面，他们就可以走到离学校更远些的乡村去自由地画。

罗中立那时最盼望星期天，恨不得天天都是星期天，因为他可以整天“躲”在外面画画。用重庆话说，叫“敞开了”画！

可以敞开画，但不等于能把自己敞开来画的作品都敞开给同学们看。

每个假期后回学校，本来他在外面画了很多，还有很多是感到好得意的画，本来真忍不住想向同学们炫耀一番，毕竟是小年轻吧，都会有一种藏不住的心态，有一份荣耀心理产生着像荷尔蒙一般的刺激。但是罗中立不敢，他只能强压住那种非常想张扬的情绪，事先小心地挑出几张画，拿来给同学们看，并故意一次次地大声声明，就只画了这么可怜的几张画。没有了。

这不算“白专”吧？！

附中几年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学校的气氛对于想多画，想努力实现个人艺术理想的学生有很大的压抑。你的一切行为都得按学校的要求做，大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这样你才能算是行走在学校定出的“又红又专”的框架内。想要认真地多画点东西，就只能偷偷摸摸地。

除了偷偷摸摸地躲到外面去画，罗中立也临摹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杂志上刊登的画作，很多临摹都被他一直保留着。

罗中立因为有“白专”倾向，受到过来自学校的警告。据说他还上过“黑名单”，幸好，还没到被视为严重的程度。但因此，罗中立担任的“班长”一职，在入学一年左右后，自然而然地被“撸”了。

如果以后没有文革时期的混乱所导致的更混乱，川美附中的档案室应该还保存着历届学生的档案。那样，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正常的渠道，打开罗中立那时的档案来看一看，他被列入“黑名单”的理由是什么？今天去读，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 ——非常……！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当时几乎每个单位都会自觉地寻找“白专”典型那种社会大形势下，他不顾后果、一味想多画画的行为，导致他被“白专”，被警告而终致列入“黑名单”，也不足为奇。

虽然从学校和班上团支书那里都传导来了不小的压力，虽然产生了一些“磨难”，罗中立在班上还是保持了专业最好的成绩。或者换言之，他终究是没有和“白专”划清界限。

著名艺术家林风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是人生一切苦难的调剂者。也许，罗中立正是因为骨子里的那份对艺术的无比热爱，才使得他任何时候都能够很快就忘记了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任何“磨难”，而一往直前。

乡下赶场

每周六上完课，班上都会留下几个同学做教室清洁。罗中立总是和住沙坪坝的三个同学同一天做清洁，然后一起回家。几年里基本上都这样。

罗中立和住沙坪坝的同学一道回家时，从黄桷坪步行，经杨家坪、石桥铺，到沙坪坝。那时他们走过的这一路，是十足的农村。途经石桥铺，天气好时，他们常会跳到路边一口池塘里去“洗澡”，起来，接着走。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抓紧在乡间画几张速写或是水彩。冬天的重庆白天较短，黑得早。等他们上完下午课离开黄桷坪回沙坪坝，步行几小时，路上还在这里那里地耽搁一下，回到家早已黑尽了。

多年后罗中立的妻子陈姐老爱开玩笑说，罗二哥身体好，就是靠了初中和附中那些年里一直坚持走路回家练出来的。

这既是玩笑，更像一种黑色幽默。那些日子人不靠两条腿走路还能咋地？每一分钱都得节约下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因此，只要是靠自己动动手动动脚就能够做的事情，就直接甩开你的手迈开你的脚去做吧！

附中时，罗中立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去乡下赶场。这个情结一直旺盛地活在他心里，延续在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直到今天，初心依旧。很多年前的赶场天对于乡下人，是过节一般的日子，是乡下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大寄托。赶场对于附中学生罗中立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大寄托，虽然此寄托非彼寄托。他来到离大城市远远的乡场上，兴奋地呼吸释放着彻底自由的空气。他像一条自由的鱼，穿梭在被赶场兴奋起来的乡下人汇成的“河流”中。偌大的乡场上虽然拥挤了这么多人，但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会来打扰他、干涉他。在这里他可以想画多久就画多久，从早画到晚都行；没有会被“白专”的压力，不会有班干部从哪个角落里突然冒出来拦住他严肃地谈话。

他特别喜欢在插秧季节去赶场。那时他会久久地站在田坎上，看农民们在水田里劳动：农民们栽的一行行秧苗，“画”出似直似弯的“线条”，描绘出自然画图才会有的那种动人心魄的美，他的心情也被那大美深深地感染。

乡下得到的所有感受，都在他心里激动起一股让他忍不住想画的力量，驱使着他舞动手中的笔，去把见到、想到的这些那些，在速写本上迅速画出。因为骨子里对乡下的一份偏爱，在罗中立读初中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一个有机会就回乡玩的“节目”。父亲和母亲都有很多乡下亲戚，就住在离主城不算太远的青木关、大路等公社。从小龙坎一路步行，经杨公桥、白公馆，翻歌乐山，下山后再走好远好远，先到青木关，接着往前走啊走啊，就到了大路公社。

口里说是不太远，但这一路过去也要整整一天吧，还两头摸黑。中午在路上吃一顿午饭。一般是随身带一个馒头，有时候父母亲会给两毛钱，那就可以进路边哪个店里吃一碗小面。

罗中立回乡时最喜欢带着四弟一起，他说，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在四弟头上造成的那一条长长的伤疤而长期有几分内疚。他也和大哥和三弟一起回过乡。暑假里他们基本上都回乡去，可以住一段比较长的日子。一般住一周半月，或者更长。

暑假天儿热，他们会下堰塘里去“洗澡”，去小河边钓鱼，跟着农民亲戚的孩子玩乡下的“土游戏”，比如粘知了、逗蜻蜓、抓螃蟹等等。平时在城里肯定没有这些很好玩的游戏。这些难得的、很好玩的乡村孩子的游戏，在罗中立心里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很多年后，这些记忆也成为一种燃烧的动力。罗中立自然要借此机会画很多画。他把那些美丽的乡村景色都画进自己的速写本中：树林山坡小河牛羊鸡鸭，掩映在竹林后面的农舍草房。他画着画着，常常会突然有一群什么鸟在他头顶上自由地快速掠过，把它们欢快的歌唱留给天空、留给路人，把罗中立快乐的心情也带到很远很高的地方。

结束了乡下的日子回城时，他们兄弟会各背一小背篼木炭，这也是他们来乡下的“任务”之一。那时的木炭，主要是人们去山坡上砍下青冈树等杂树烧成的，所以民间习惯称这种木炭为“杠炭”。那时城里的普通人家可以说家家户户都要烧小煤炉做饭。生炉子时，发火要用易燃物，火才能生得快，节约时间又节约钱。杠炭易燃，燃烧的时间也较长，是最好的发火物。但并不是家家生火时都能用杠炭。如果在城郊附近乡下没有农民亲戚，用杠炭就得花钱去买。街上商店里的杠炭可不便宜。事实上也很少看见哪户人家天天都用杠炭作为生火时的发火物。

所以罗家兄弟在结束了愉快的乡下假期返城时，很乐意顺带背一背篼杠炭，在邻居们很羡慕的目光注视下，带着几分得意走回家。这时候，可就显出了在离城不太远的乡下有农民亲戚的好处了。

吃饭歌

回忆起附中时的老师们，罗中立说，一直都很喜欢教他们的杜泳樵老师，还有马一平老师等。当时夏培耀、张方震老师都是在学院里教书，同学们对他们非常钦佩，也可以说是仰视他们的。

附中时，每月每个学生自己交七元钱伙食费，困难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到一些补助。

1949年以后，罗父的工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因而罗中立读附中时，家里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了困难学生申请补助的标准。

读附中时可以吃得饱了吗？不会再是像歌乐山中学那种日子，经常得为了填饱肚子而东想西弄的，无法安心学习了吧？

应该是好了一些，但依然吃不饱。至少脑子里记住的主要还是没吃饱过。尤其刚进校那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还在严重发酵，学生们的伙食仍然很差。饭不是完全的白米饭，掺着碾碎的玉米颗粒等杂粮。

进附中之初和在歌乐山中学一样，每顿还是吃罐罐饭，连罐子的颜色大小形状都惊人的一致。这使得罗中立有时会呆望着面前的饭罐子，不知不觉中生起一种怀疑，自己到底是已经进了川美附中，抑或是还在歌乐山中学？

不太久的后来，记不起准确的时间，是进了附中后的第一学期里吧。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吃饭方法要改了，改成吃盆盆饭。依稀记得当时说的好像是为了学习解放军。当然不是一人吃一盆，是一桌安排八个同学分食一盆饭、一盆菜。盆子和同学们平常用的洗脸盆、洗脚盆一般大小。每桌有编号，每个同学都知道自己编在哪一桌。

对此好像从没听说有人搞错过，也没听说有人迟到过，几乎都会提前就围在饭桌那等着了。特别是中午放学时，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都会风一般冲出教室、冲向食堂，至今想起那个“热烈”的场面，仍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还有同学不知是自编还是从哪里学来了一首吃饭歌，反正大家觉得很好玩，你一句我一句的都学着唱：伙食团敲起了钟声，好像是吃饭的歌声，吃饭啦吃饭啦，抓起了钵钵和盅盅……

每桌有一个同学值日，值一周还是多久？不记得了。反正中饭晚饭都由那个值日的同学负责带着另一个同学去窗口领饭菜，然后负责“划饭”分饭、分菜。早饭还是每人自己到窗口打饭。

罗中立说他脑海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那应该是刚改了吃盆盆饭后不久。有天中午他们去吃饭，所有的饭桌上都已摆了一盆煮熟的胡豆。那天那个值日分饭的同学就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他先把胡豆倒出来堆在桌上，根据眼睛目测，把所有胡豆按大中小分成三小堆。接着，开始给本桌同学一人一颗地轮流着分配大中小胡豆。分到最后，多了四颗出来或者也可说是差了四颗，反正是不够每人一颗了，他就做了八个小纸团，在其中四个纸团里分别写了 1到 4的数字，然后让同学们抓阄。抓到有数字的同学就再分得一颗，抓到白条子的就自认倒霉吧。

罗中立说自己那一天分到了大中小不等共三十多颗胡豆，算吃过了午饭。吃饭无疑是头等大事。头等大事自然就会包含了很多有趣的小事。比如说分饭，就属其中之一。值日负责分饭的同学，拿一支筷子在饭盆里先把饭等份分成八块类似三角形（体），如果这个值日同学愿意，可以优先取一块饭。接下来，这一桌的其他同学就动手各自往自己碗里扒拉进一块饭。一般情况下同学们还是会比较斯文地依次取自己那一份饭。然后值日的同学再分菜。不管他分得是否公平，每人都会接受。说到底也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轮流着当值日生。

这样的分饭方法无法避免会地给极个别值日学生留下可“作弊”的漏洞。分成八块的饭，上面看着基本一样大，到下面就可能有大有小了。同学们称之为“挖墙角”。附中因此还整出来一个“经典”笑话：附中有个任课老师叫张雷凡，有一次他上素描课，看到一个同学画的素描，忍不住大声喊叫起来：同学，你这个透视没整对头！你以为是像你们分桌饭那样搞的反透视吗，上面大下面小！

“反透视”一词，从此成了附中学生们经久不衰的笑话。

不过还就在当时，为了杜绝此类作弊，有聪明的同学很快搞出了对策：值日生被要求，分好饭后，必须双手端着那饭盆在桌面上顺时针地使力转几圈。饭盆边转动，边发出“噼里乒啷”的声音。等饭盆停下了，现在你还搞得清楚哪块是哪块吗？请你先选饭吧！

另外的小趣事是，每顿吃饭时，食堂里都会摆出两只堪称巨大的木制黄桶，装着所谓的汤，汤里稀稀拉拉地漂浮着一些切碎的青黄色菜叶。

好多同学会去围在大黄桶边舀汤。先抓到汤勺的那个同学恨不得一勺就把菜叶都“打捞”上来装进自己碗里。偏偏那些碎菜叶在一大黄桶汤水里是“滑得像泥鳅一样”，左右整了半天还没被捞住。旁边的同学已等得毛焦火辣，一边当然也是幸灾乐祸地眼望着那些仍然在汤水里自由“飞翔”的菜叶，嘴里就直催促还拿着汤勺在追赶菜叶的同学赶快“结束战斗”换上他人。

星期天放学，每个学生可以去伙食团退回一斤粮票。

拿到这一斤粮票，罗中立喜欢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尤其是一个叫李万年的同学约着一起去街上“进馆子”。大多数时候，他俩会是在馆子里买一碗饭，一碗面，再去要一大碗免费的、还撒了几颗葱花丢了几颗盐的“合汤”。端到“合汤”后，他们又去把馆子里桌上摆放着的劣质酱油倒一些进汤里。两人先平分了饭和面，再把“合汤”

倒进去。这样美美地吃一顿，感觉舒服到家了。

大致归纳起来看，歌乐山中学和后来的附中，有两个记忆最为刻骨铭心。

一、总体上贯穿在这几年里的饥饿。说到吃的就是“限量！限量！”当时的物资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就是因为同学们都正在长身体阶段，恰又碰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感觉就是每天都没吃饱。

二、想画画的极度渴望与害怕被打成“白专”典型在精神上产生的沉重压力。虽说也是一直在画，但老有一种做小偷的感觉，要时时防着被哪个同学去“告发”，怕因此遭致严重后果。

饥饿与想画画，是两件看似完全不搭界的事，但它们会不会在人的潜意识里交织后，产生一个微妙的触碰点，当进一步融合后，就引导着人从某一个方面去把这“融合”下生发起的内涵完整地、完美地爆发出来？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又一个方面得到一个重要解释：为什么罗中立会独到地、那么深地、那么真诚地，让自己的画面几乎都被农民所“占领”！农民 ——粮食 ——生命 ——人性！说不定，他的画面后的逻辑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附中时的学习课程还是很按部就班的。学生上专业课时也画模特，当然是穿衣服的。而且有一个公开的规定，做模特的人只能来自于“工农兵”，学生们通过这个规定也就很自觉地知道了，他们的画面中只能表现的是：“工农兵”及与之相关联的。

课余生活，罗中立也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主要是踢足球，但表现不突出。还是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话概括，属于“打酱油”一类。

工农兵学习

“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教学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评判、无法结论这种精神对一个时代、对置身于这个时代中的人最后能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对于投身于文学艺术之人，这样的行为本身绝对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是能起到良好辅助作用的。就算我们可以不在乎这种提倡的出发点是什么，但从事文学艺术之人却真的非常应该这样去做。它带来的直接效果，也许就是古代艺术家提倡的那种“师法自然”的翻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包括从人文、社会或是艺术本身的角度去理解，都不能改变它本身具有的主动和积极意义。

那时学校执行的主要教学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生要深入到基层生活中去，在火热的三大革命熔炉里去锻炼。依照这个逻辑，才能培养出愿意并且能够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才。

当时川美附中已经去部队里请了军人，时常来校辅导学生一些军事方面的基础知识，开展准军事化训练；学生被要求像军人那样出操，像军人那样安排生活作息等。

不久，附中恢复招生后进校的第一个年级的学生们，来到了重庆一家超大型国营企业 ——重庆钢铁厂 ——学工。

重钢厂坐落在大渡口区，来厂里学工的学生们被安排和工人一样三班倒干活儿。

所谓三班倒，就是早班、中班、夜班，每个班工作八小时。今天干早班，明天干中班，后天就干夜班，轮流着转。

当然，学生也不可能干和工人一样的活儿。更多的时候学生们是打杂，也做一些下体力的活儿。学生们常常被分成两人一组，从坡下的长江边，把货船运来的砖头往坡上抬。那是好大的一道坡。来学工的大都还是些十六岁左右的孩子，自不待说，劳动中经常会累得脚杆发软、打抖，迈不动步子。这时同学们会相互鼓励，相互打气，说我们要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大无畏精神，然后大家又坚持着，抬着筐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坡上走。

有时，他们也从车间里把一大筐炉渣抬到江边，倒进江里。那些常常温度仍然不低的炉渣倒进江里时，被江水一浸，还发出“嚓嚓嚓”的响声，激起来大团大团的白烟。

学生们先后分别在脱模车间、浇铸车间、平炉车间等干过。当然也都是干不特别危险的工作。

平炉车间最有画面。罗中立回忆时这样说。

学工期间除劳动外，一周里学生们也会有两天用于上专业课和文化课。专业课经常是安排在高炉车间里画速写。那些手持钢钎在烈火熊熊的高炉前奋战的工人，总让学生们非常有感觉，非常激奋。罗中立也非常喜欢这感觉。

重钢厂学工最让罗中立受不了的是上早班，因为得很早起床。其时毕竟人年轻贪睡。被从美梦中叫醒，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胡乱洗一把脸，赶紧拿着搪瓷缸子去食堂打早饭吃。

从山坡上面的单身职工集体宿舍那里顺着一大坡石梯步往坡下走，一路上脚步都还摇摇晃晃的。来到了食堂，打一碗稀饭，拿一个馒头，几大口就吃光了。拍拍肚子，没饱，还想吃点儿，犹豫不决；摸一摸口袋里的饭票，想起都是之前就计算好了的，每天每顿只能吃多少，这顿多吃了下一顿怎么办？一咬牙，忍了吧。

在重钢的学工劳动为时大概一个月。

后来他们这批学生还去过歌乐山上一个采石场学工。那里也是重钢的采石场。

在采石场学工时，同学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每天要早起、要跑早操，边跑边跟着领操的人喊口号：一、二、三，杀！

采石场的劳动也是一个月左右。

后来终于轮到学农了。

对从来就喜欢乡间乐趣的罗中立来说，他是真心愿意与农民打交道，总是像久旱的土地盼甘霖般渴望着融入乡村。对于他，“学农活动”代表的政治意义并不重要，在这个“意义”指导下发生的具体的活动才有更多意义：借着这个“意义”，他可以不用遮掩地深入进农民的生活，在他们那里发现有真实意义的绘画题材，为他迸发出画画的激情。

1966年 2月，新学期伊始，为了开展与贫下中农的“三同”活动（同吃、同住、同劳动）、落实文艺走入基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同时还为了完成另一个政治任务，川美附中安排了罗中立他们这个年级的学生下乡学农。

学生们将前往达县地区平昌县驷马公社双层生产队。

学生们在那里成就了一段后来被当地村民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艺术学生和大巴山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佳话。

因为一次必然的“安排”，大巴山深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在偶然的天作之合下也罢，必然的与心灵碰撞的结果下也罢，成为了罗中立后来艺术灵感的策源地，成为了他可以取之不尽地挖掘艺术创作素材的主要基地。

人们会奇怪为什么川美附中的学生们会被安排到离着重庆三四百公里之远、大巴山深处的平昌县驷马公社双层生产队来“学农”呢？原因说起来也简单：驷马公社是当时四川省的“农业学大寨”标兵、示范公社，而双层生产队又恰好是驷马公社树立的生产队典型。重庆出版社按上级布置，要为大力宣传“农业学大寨”典型出版一本画册，双层生产队就“入选”了。出版画册自然需要组稿，而重庆出版社没有凭自己就可以完成大批量组稿的条件，于是找上了川美。正好，川美附中必须要在学生四年的学习期间完成学农计划。双方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就有了这次合作。所以附中学生们这次下乡来，兼带着要完成的那个政治任务就是：为重庆出版社宣传“农业学大寨”典型出版画册完成组稿。

由重庆出版社出面联系当地政府机构，做好相应的接待工作，并提供一些经费资助等。要求是，学生们在乡下一边参加学农劳动，改造思想，体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体验学习大寨的精神，一边收集“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素材，创作宣传“农业学大寨”内容的画稿，最后转化成创作成果，交给出版社编辑出版。

这一天，附中 1963级的三十一个同学，还有几个负责管理工作的附中领导和老师，乘着重庆出版社安排的一辆苏式吉尔卡车，在车厢里整整齐齐地坐成五排，向着目的地出发了。因为车小人多，所以显得很挤，几乎是膝盖紧挨着膝盖坐着。每个学生带着个人的生活品，背着一个背包，背包像军人一样打得整整齐齐。

第一天一大早离开重庆，午饭在哪里吃的已经忘了。坐了一整天车，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天色很晚了才进到达县城里，在当时城中心的车坝那里的一个招待所住了一晚。罗中立还记得，招待所楼下是那时达县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进出的人不少，闹哄哄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匆匆吃过早饭后又坐上车。大下午了，才来到驷马公社所在地的街上。师生们依次下了车，排好队，背着行李，跟着公社安排来带路的社员，步行前往双层生产队。一路爬坡上坎，一路的兴奋和着疲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双层生产队药王庙内外景，1967年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大队的药王庙小学。走进小学时天都基本上黑尽了，连周围的地形长成什么样子也已看不清楚。

虽然当时没看清楚周围地形长啥模样，但罗中立至今都还清楚记得那晚的另一番情景：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这些在乡民们眼里就是从远在天边的大城市 ——重庆府 ——来的学生们，水泄不通般地围在龙王庙小学的操场坝上。

有一个社员高高举起一盏点亮的马灯，透着些惨白的昏黄灯光艰难地从积压在玻璃灯壳上的陈年污渍的缝隙间映渗出来。大队长把一张名单凑近这灯光，开始用尽了吃奶般的力气大声武气地喊学生的名字，每喊出一个，紧接着就喊事先安排好了的作为接待户的那户村民，喊你快点上来把学生领回去。整个过程看似一片混乱，却很见效率，现场自始至终都沸腾着鲜活的热力。

经过不算太短的一阵无拘无束的吵嚷喧闹后，龙王庙小学的坝子又变得空空落落，夜晚的宁静重新笼罩下来。同学们全都分下了社员家里。

男同学大都是一人住进一户社员家里。女同学呢？记不清是几人住一家了。

邓家大院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看上去年龄很大了的老人领回了家，家在一个上百年的大院里，大院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半坡上。社员们叫它邓家大院。

这个老人就是邓开选，那年六十二岁。罗中立叫他邓大爷。

邓开选与罗中立人生有了第一次相遇。这个缘分，促成了他后来成为罗中立笔下油画《父亲》的主要原型。邓大爷家所在的这个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一进式格局，穿斗房，建房子的材料是常见的就地取材。做地基的条石从后山上开来，地基往上又用两层条石垒成墙础。

同样是从后面大山上砍来的一根根粗大的杉木柱子立在石头墙础上，木柱之间紧固着长而宽的杉木装板。看到房子用的这些材料可知，从前屋子后面的大山里必定是林木茂密。大院的房顶上盖着最常见的小青瓦。屋檐下和窗棂上，这里那里还残留着一些雕花，算不上精美，足以说明从前的主人应该属于小康人家。

罗中立第一次走进邓家大院时，这院子里住了七八户人家，一共有好几十号人。

紧靠堂屋左侧那间屋子，面积为二十来平方米，就是邓大爷的睡屋。

那晚邓大爷领着罗中立走进黑黢黢的睡屋时，有意识地把手中一个“煤油灯”举高了好些，方便跟在后面的罗中立看得见路。要说那是盏“灯”实在很勉强，它不过就是用一个和拳头大小差不多的墨水瓶做成的简易灯盏。再说明白点，就是拿类似铁钉子这样的硬物，先在墨水瓶盖子上钻穿一个小洞，找来一小块薄薄的铜皮或铁皮卷成中空的小管子插入小洞中，再把一根自家搓的粗棉线作为灯芯，一头从管子里穿过，浸入瓶内的煤油中，一头露在管子外面，这“灯”就成了。当这盏“灯”亮起时，真的能让人马上领会到，为什么古话会说，“一灯如豆”。它的光芒能够照到的可视范围，估计就不会超出二三米外去。

进到屋里，靠左边墙壁，摆着一张老柏木床，雕有水平同样不太高的雕花。根据那些雕花大概可以判断出，这床应该是清朝年间的制成品。从进门处到床远端挡头那儿再往里去，两米多外的屋角落尽头处，有一架木楼梯，满身灰尘，还钉着好多处“补钉”，呈一个大约六十度的角斜着往二楼（一楼半）的小阁楼伸上去。阁楼主要用来存放他们家每次从生产队分回来的、包括从自家一点自留地里收回来的粮食，还堆着一些平时不太用得上的杂物。

太破旧的楼梯显得已有些承受不住人的重量。当有人往小阁楼上走去或者从上面走下来时，它就会一边痉挛似的发抖，一边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声，仿佛正耗尽着最后一点儿力气承受人的重量。最初这声音让罗中立听着心里很有些紧张，怕它会在自己或者谁的脚下突然垮掉。但是邓大爷和家人对此却好像丁点儿也不在乎。每次上楼下楼，从没见他们露出过担心，偶尔反会开玩笑似的说一句：吔，你还叫得欢哟！

随着日子慢慢过去，一次次反复进入罗中立眼里的那架破旧的楼梯，在他眼里渐渐变得像是一条通向希望之路。一楼这间黑黢黢的屋子里几乎见不到一件值几个钱的东西，二楼上存放着邓家人赖以生存的不多的粮食，破旧的楼梯把一楼和二楼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换个眼光看，就像是从楼下这个一无所有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走进阁楼上面那个阿里巴巴藏宝的山洞。

白天站在一楼楼梯那儿，抬头向上仰望，可以看见有几抹显得尤其亮的光线，穿过屋顶的几块亮瓦射下来，就仿佛是几根凝固的长方体光柱，支撑着上面那个小空间。在黑漆漆的屋子空间的背衬下，那光柱有些刺眼，也如利刃一般，把一楼和二楼变成截然不同的黑白两个空间。

从一方面讲，木楼梯固然是表现乡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道具”，但更也许是因为这架破旧的木楼梯曾在罗中立脑海里留下了太纯粹、太强烈的印象，才使它后来有幸在罗中立相当多的作品中占了一席之地。包括：《农忙时节》（1990年），《巴山夜雨 ——洞房夜》（1990年），《梳》（1993年、1998年），《金钱豹》之一（1993年），《喂鸡》（《喂牛》，1994年），《吹灯》（1994年），《下梯的农妇》（1997年），《晚归》（1997年），等等。有从楼梯下往上走去的角度，也有从楼梯上走下来的角度来画的。

可以认为，从艺术思维上来讲，楼梯现在负载着的内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它所存在的“这一个”场面。因为世人皆知，楼梯的主要功能是一种连接作用或承上启下。

由此点延伸，现在画面中的它已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把人的思想从眼前的“这一个”场面引向了它连接的、但现在不在人们视线中的“另一个”场面。它通过这样的“连接”，让人们的思绪产生了空间的变化和飞跃，或者说是从这一个平面的画面，进入到了另一个立体的思维的空间中。随着画面的变换，那一架饱经岁月的楼梯引领着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场景，从那些场景后面折射出来不同的文化及人文内涵。“楼梯”作为一个不那么起眼的、默默无声的配角，却很负责地“烘”出了画面中主角的光彩，阐释出潜在于画面后面的丰富意义。

这架反复出现的简陋而破旧的楼梯，似乎就是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角色的身份，以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从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罗中立在艺术之路上的努力尝试，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昨天一步步地艰难走向今天 ——踏着那架叽叽嘎嘎作响、随时可能“断塌”的木楼梯，从一个较低处，走向越来越高的地方。

在罗中立的农村题材画里，也很多次出现过简陋的油灯。给人的感觉是他一直都乐此不疲地、反复地让它活跃在自己的画笔下。

对于油灯的如此“钟爱”，不外乎包含着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和木楼梯一样，它也是反映乡村生活、反映农民贫穷生活所免不了的道具，是农民们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常态。

其次，与他第一次到大巴山乡下学农时、邓大爷手中高举起的那盏很特别的油灯给当时处在特别兴奋状态中的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有关。

然后，它与罗中立这一代人曾经的经历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们小时候，因为城里常常停电，更因为家家都要想方设法地节约每一分钱，所以大家都会拿红岩牌或渝江牌墨水瓶来做几个简易油灯。”这在当时很普遍。那时候在城里的杂货铺，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担那里，都可以买到白色的灯草。而小孩子们还会从这自制油灯上找到特殊乐趣。他们拿一张白纸凑近油灯的火焰上方，让袅袅上升的黑烟去把白纸熏出一团团灰黑色的痕迹，然后伸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在这痕迹上画出一些图形来，如依稀可辨的动物呀人物呀什么的。这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欢乐。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油灯”的反复出现，理解为是罗中立意图对自己童年生活经历过的那一份深深的怀旧情结的再现。

最后，它传导出的是罗中立心底的一种寄托：在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闪出哪怕只有一豆之光，它就会引导你的目光，你的思想，你的精神……灯就是光，光就是温暖，就是希望，就是收获，就是快乐与幸福。

对“灯”的情结，使罗中立后来还专门创作了一个“灯”之系列。

从来到邓家大院那夜起，罗中立就和邓大爷住一间屋子。他们俩同睡在那一张老柏木床，各睡一头。柏木床上挂着一张老蓝粗布做的蚊帐，蓝底上依稀可见几点白色的写意小花朵。乡民们世世代代都用这种农家自己手工织成、再拿到街上的染坊去手工染出颜色和简单纹饰的粗布，做衣服，做蚊帐，做被单等。

初春的大巴山，还散发出严冬残留下的较浓的寒意。盖着山民们用惯的厚重的老蓝粗布被子，罗中立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身体早就疲倦了，但年轻人特有的初到新地所产生的兴奋，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大脑，让素来差不多是倒头就能睡着的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像老是听见外面野地里有种什么虫子在响亮地鸣唱，牵着他的思绪去飘浮；那些从木板缝中、从屋瓦之间透进来的从暗夜过滤出来的光，也是特别的亮。

不管怎么说，学农的日子，就这样让人很兴奋也很平常地拉开了序幕。

罗中立很快与邓大爷家亲如一家人。

邓大爷只生了一个儿子，叫邓大军。邓大军十五岁就参了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大巴山平昌县驷马镇双层生产队这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见过世面”的人，而且见的不是一般的世面，是出过国和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佬打过仗的“世面”。这份经历，在当地提起来，是人都会刮目相看。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他又在东北炮兵部队服役过，评上过一级技术能手，荣立过三等功。1958年 1月复员后，他回到农村老家，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最基层的带头人，被选为生产队长。干农活他是一把绝对的好手，既是邓家的顶梁柱，也是双层生产队的主心骨。

邓大军比罗中立年长十来岁，罗中立叫他大军哥。

邓大军和他老婆住在进大院后左侧那排厢房最里端的一间屋子，与堂屋的平行延伸线成九十度角，和邓大爷住的屋子略略斜对着，中间隔了一条不到两米宽的过道。邓大军两口子住的屋子，当时是大院子里最宜住人的一间：屋子的正门朝向内庭。穿过这间屋子，正对着这扇正门，有另一扇门通到院子左侧外面，踏出门就是片石铺成的一个小晒坝，空旷而干燥。风可以从处在平行线上的这两道门之间自由自在地穿过，而屋子东西向的开户，在上午下午，又刚好能让阳光从敞开着的两道门照进大半间屋里来，使屋子里总是充满着生气和活力。当然邓大军两口子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这间屋子干燥、向阳，住着少很多麻烦，比如说人不容易得“风湿”。还因为，这间屋子是土改那阵分地主的浮财时，分给他们家的。

邓大军只有一个儿子叫邓友仁，那年川美附中学生下去学农时，大约十岁，他喊罗中立“罗二叔”。

1978年，邓大军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他老婆不想再住在这间虽然可以充满阳光但却也留下了她极大悲伤的屋子里，搬到大院外面的一间侧屋住去了。

邓开选就搬了进去。他之前住的那间屋子，后面离山坡太近，下雨后雨水顺着斜坡流下来，浸泡着墙脚润湿着木墙板，屋里一年四季都潮湿。人老了风湿重，身子经常痛。

沿袭着祖祖辈辈的生活习惯，每晚吃了晚饭做完家务杂事儿后，大家都睡下了。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生活。

邓家大院风景

面朝邓家大院堂屋门往左边去，有一条大约十米长的过道，尽头是一个边门，出边门来到大院外，就是从邓大军两口子住的那间屋子的后门出来的那个小晒坝。这个小晒坝也是在罗中立后来的创作中出现较多的一个场景。

晒坝左侧，边上立着一根三四米高，下大上小的四方体石柱，石柱顶上有一个像杵米用的“斗”的装饰。社员们叫它石桅杆，说原是清朝年间官府在这儿给谁谁谁立的贞节牌坊，后来残败了。从大院子正面那一坡石台阶往坡下走三十来米远，走到大路边，也有两根类似的石柱，门柱般相对而立。社员们说从前那是一座更大的石牌中举后建的。这两座牌坊具体毁于何时已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只有些社员记得，牌坊上的好多石头在“大跃进”时期被拆去砌了集体的猪圈。

后来又陆续塌掉一些，被社员们你一块我一块拿回家，做屋基垒猪圈或是垫路去了。

旧物利用，也算是在人的想象下发挥了余热。剩下几根粗大的石柱单调而脆弱地立着，向后来人默默念叨着它们曾经的显耀故事。在大巴山的深处居然也有这样的“风景”，可见当年的邓家在此一定也算得上“辉煌家族”。

有社员说，很多年前曾有一个仙风道骨的风水先生路过此地，驻足路边，摇头晃脑地四周转着看了老半天后，连说几遍“气场不凡”，离去。于是人们传说，难怪世居大巴山深处的邓家，前清时会出了好些个举人等。

这说法有没有道理不去追究，不过另有一件趣事倒值得一提：双层生产队有几个山歌唱得很漂亮的人，被社员们统称为“民歌手”。其中一个名叫邓王松，他唱山歌的特点是一边唱，同时做出许多率性的、风趣夸张的动作表演，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唱的内容不固定，随心所欲，见啥唱啥，现编现唱，不外是插科打诨，最多的是与社员们的“性”趣直接相关。一句话，他唱的山歌社员们都喜欢听、更能让他们开心不已。应该说他的山歌不折不扣是社员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山歌固然是一绝，最绝的却是他那张脸，自带喜剧色彩，从脸形到神态，活脱脱就是那个广为海内外人熟知的、四川出土汉代击鼓“说唱俑”脸谱的翻版。2015年秋天罗中立再次回去时，邓王松在邓家大院子里专门给老朋友来了几段即兴“说唱”表演，以示欢迎。罗中立则是抓紧时机，画了好多张这个复活的“说唱俑”的现场速写。也许这正体现了罗中立老爱说的一句话：这里，有我可以取之不竭的素材。

1966年初春当川美附中的学生来到双层生产队学农时，那两座石牌坊还保留着更多一些原始风貌，也被罗中立画在了速写本中，成为永远的记忆。

1966年初春当川美附中的学生们来到双层生产队学农时，站在邓家大院子正门外山坡下边那条大路上往深深的坡下看去，可见到逐次往下延伸而去不知有几百米的山坡上，尽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坎清一色用大小石头砌成，景象蔚为壮观。这就是当地“农业学大寨”数年的成果。换平时，谁有这份力量这份意愿，费力地抬着沉重的石头，艰难地行走于崎岖的山坡小路上，克服无数困难，洒下无数汗水，在偌大的那一片山坡上“巧手画出”如许整齐划一的梯田？不过，望着那些收入眼帘的无数起伏山坡，感觉着从这大自然中展现出来的一种龙飞凤舞般的气势，也着实让人眼前一亮，神清气爽！

穿过大院子外的小晒坝，沿着一条田间小路往前走，爬到一处山脊上，就看见一块大岩石。让人觉得意外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岩石正中间居然有一口水井。社员们说，那是好多年前队里花了不少劳力在岩石上一点一点地凿出来的。其实也就是一个一米多见方、约两米深的大坑。至于为什么要费大力气在硬硬的岩石上凿坑，而不像惯常那样在泥土地上轻松地挖一口井，社员们自己也说不明白。猜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更有利于蓄水。社员们打好坑后又扛来一些较大的树棒，棒的一面被拿柴刀砍平后，艰难地挖出凹槽，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向远处的山坡上伸去，最后见到有一汪清泉在地面上汩汩涌出，社员们就让泉水顺着树棒的凹槽流进岩石上凿出的坑里，让它成为一口能很好蓄水的“井”。俗话说高山出清泉，从山坡上面流进这口井里来的泉水也真的是清冽甘甜。

离邓家大院不远的几户社员家中，住着另外几个同学。每天早上，他们也和罗中立一样，来到这口石头井边，洗脸漱口。平时，罗中立也常来这儿帮邓大爷家挑水。每天洗漱完，同学们就按带队老师规定的时间集合，由老师领着，要么学习文艺“双百”等有关文章，或者是去参加队里的什么早会。完了后解散，各回各农户家吃早饭。

对于附中的学生们来乡下学农，除了感到新鲜，很多社员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太热心不太欢迎，当然也不拒绝。不热心不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依据自己的惯性思维认定，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子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他们本来就很贫苦的生活，说穿了就是会吃掉本来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口粮。不拒绝，则因为这是上头派下的任务，以社员们思想深处也是早已形成了惯性的“服从”，不可能、自然也更不敢拒绝。不过马上，有学生娃子住进家来的那些社员们发现，学生们都交粮票给他们，是可以买回来白米的粮票，而且还交一定的伙食费，按老师和学生们都说的，这样做是为了学习红军，学习解放军，不能占老百姓的便宜白吃白喝。到这时，社员们的态度就大幅度地转变了，变得热情有加。当然也应该说，这种转变和社员们骨子里存在的淳朴善良好客的本性有极大关系，顺风顺水时，他们本性中的这种“善”的一面就毫无遮拦地发挥了出来。

学生们在双层生产队体验“三同”的这段日子里，社员们都跟着附中一些学生管罗中立叫“罗二”，但他们叫他时，会把“罗”字拖得老长，叫成“罗 ——二”，而且会把重音落在“二”上，听上去很有点好玩，很有这一方人的特点。

队里有个社员邓大志，木匠，附中学生们去开展“三同”时，邓大志正在为自己很快就要到来的结婚作准备，忙着盖新房。结婚对于任何人肯定都是人生大事，对于大山深处的农民，则更可能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结婚意味着就要承担起传宗接代的重任，无论从人类的繁衍还是个人生命延续等角度去理解，它都是重之又重的大事。而结婚会带来的很多“衍生行动”，主要比如行婚礼办酒席闹洞房等，那更是山民们平凡枯燥生活中难得溅起来的、特别巨大的精神文化生活浪花。淳朴的一方山民们都会为这即将到来的“大事”欢欣鼓舞，并会尽己所能伸出一双双互助之手。这个“插曲”自然也大大地吸引了罗中立。他把邓大志盖新房的场面画了好些张速写，过了好多年后，又让这个场面在自己的油画布上跃然而出。

罗中立每天一大清早起床后，都会先从堂屋左边这道边门出来，走到院外的小晒坝边上，那里有邓大爷家用石块和土墙做成的一个猪圈，后面有个粪坑，罗中立就去蹲在坑边大便。邓大志正在盖着的新房离这猪圈大概也就二三十米远。

这一天，也是早早就起来做盖新房活路儿的邓大志看见了“罗 ——二”正蹲在粪坑边，好些日子来一直都处在极大兴奋状态中的他，突然恶作剧心态浮上来。他偷偷地捡起一块比拳头大些的石头，用力一扔，投进粪坑里。石头砸起臭气烘烘的粪水，溅了好多在罗中立光溜溜的屁股和他的衣服、裤子上。罗中立受惊地跳起来，提着裤子赶紧跑开，跑到晒坝边上，扭头看着因为恶作剧获得大成功而正在那儿洋洋得意地哈哈大笑的邓大志，又气又有几分好笑但又无可奈何。

2015年秋天罗中立再回平昌，与来看“罗 ——二”的邓大志面对面坐着，两人在笑声中重提起这事。甚至到了这时，邓大志的眼里都还流露出很得意、很满足的目光。

学农的日子里，吃的当然不能说好。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吃饱了！终于可以吃饱了！收了同学们的粮票和钱，社员们都不吝啬，把家中的洋芋红苕玉米什么的，尽可能敞开了煮给同学们吃。其实山里人本来就不小气，至少是当他们真正把你当成客人的时候，更会这样。

于是大巴山的洋芋红苕玉米让同学们把肚子吃饱了，甚至可以说是吃“撑”了。每当带队老师聚起同学们开会时，都会听见此伏彼起的放屁声。不用说也知道，那是大家吃了太多的洋芋红苕玉米的关联反应。没有人发笑，都心照不宣，心里还涌动着几分真心的感激。

速写本

在前两次学工劳动中，罗中立没能画到什么有感觉的画。这次到了乡下，他好像一下子活力爆发出来了，基本上是走到哪画到哪，心情异常轻松和快乐。才几天下来，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画完了几本速写本。

那时他用的速写本也不是花钱在商店里去买来的专用速写本。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罗父找熟人关系，去报社买回来一些印报纸后余下的边角料，论斤买出来。罗中立自己拿长条形钢片做了一把简易裁纸刀，在一端缠上些布条作为刀把子，免得用时会伤手。他用这裁纸刀把买来的边角纸料裁得大小基本一致，去街上捡回一些别人吃完冰糕后顺手丢掉的小木片，拿回家洗干净，晾干后，把几块木片合在一起，用作速罗中立自制的速写本内容写本的“脊”，接下来用针线把裁好的纸和木片缝在一起。事先还剪出和速写本一样大小的几层布，用牛胶粘合而一，作为速写本的封面封底，在“脊”那里粘紧，速写本就做成了。

像这样自己动手做学习本子，对那个年月的孩子，是家常便饭。

罗中立就拿着这种自己亲手做的简易速写本，“得意忘形”地活跃在大巴山乡下，把所有刺激得他兴奋不已的一切一切，记录进速写本中。

也许正应了那句“乐极生悲”的老话。轻松快乐刚没几天的罗中立，这天一下子又掉进了“冰窖”。

罗中立无意识地以为现在全部身心都处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以为自己每天除了可以吃得饱邓大爷家尽心尽力准备的“渣渣草草”，还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画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随时都有双眼睛在“自觉地”紧盯着他，说一眨不眨都不为过。一不小心，罗中立自己又把自己给“装”了进去。

不知道是哪个同学悄悄去向带队老师报告了，说罗中立前一天画速写画了一个富农分子。

带队的书记、班主任等人听到报告，如大祸临头般，紧急把罗中立找去，先有一番让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声东击西”似的开导，然后要他自己查找问题，见他依旧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才循序渐进地逐步向他说明了他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最后很严肃地要求他写出深刻检查，并必须在其中写明，因为自己对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不紧，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一定要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行动标准，保证不再犯类似错误，等等。

罗中立的确是画了个富农。那是前一晚上，他去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画的。因为这时候学生们刚到队里还没多少天，还没正式开展他们的各项计划，基本上就是跟着生产队活动，只要求他们要尽快与贫下中农社员熟悉，包括参加生产队的会，帮社员们干活儿等，算是对他们作先期了解，也是和社员们结合的一种方法。

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时罗中立总是喜欢站在人群边上，因为他觉得站边上可以更好地观察场中其他人的言行举止，便于他捕捉到感兴趣的、可画的对象。这晚他去开会时，接连画了好几个也是站在会场边上的人。他觉得有些人脸上的表情，讲述着比较多的故事。

这几个被他画进了速写本中的人，就包括了一个富农。当然那个富农脸上并没有写字，注明“我是富农，离我远点儿”什么的！还有那个富农肯定也不知道学生们都必须得遵守着一条纪律，就是不准画地富坏分子。否则，以这富农当时的浅显认识和之前已经受过了不少惊吓的“鼠胆”，肯定会主动地躲得远远的，让自己从学生们的视线里逃开。而罗中立那时当然也并不知道，像这种属于“坏分子”之类的人，集体开会时都是不可能挤到人群中间去的，他们都会很自觉地站在边角上，支起耳朵，听清开会的内容就行。如果哪一天他们站到了人群中间，那对于他们而言，肯定又是大事不妙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学生们已在乡下来了两个多月了。

这一天，生产队收了新麦，家家户户都分到一些。

这一天晚上，邓大爷要做新麦粑粑请学生娃吃。

做新麦粑要先把新鲜麦子碾成麦面，调入适量的水，拿手揉捏成比巴掌小些、平整的面粑粑，一块一块贴进大铁锅里。灶膛里烧着火，火不用太旺，锅里的麦粑粑很快就会散发出有点儿闷人但也很诱人的清香。这清香之所以很诱人不仅仅是它可以让人大快朵颐，更因为从它后面弥漫出来的浓浓的丰收气息。

邓大爷要碾新麦了。

他先去队里把大黄牛借回来，套在小晒坝上那架很大的石碾子上。碾新麦就在这里进行。他动手碾新麦时天已擦黑，有山蚊子成团成群地吹着进攻的号角蜂拥而至，朝人和牛疯狂地叮咬。

邓大爷走到墙边，那里堆着一个大草垛子，他从草垛子上伸手扯出一大把新收回来的麦草，麻利地挽几挽，挽出一个很紧的草把子。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花两分钱买回来的火柴，取出一根，很小心地擦了几下才擦燃了，伸去草把子下面点火。因为新麦草还不是很干，因为草把子裹得比较紧，并没有明火迅速燃起，只看见有几处火舌一小舔一小舔的，同时却冒出来浓的烟。觉得差不多了时，邓大爷走回黄牛身边，捏着现在被烟和火紧紧拥抱着的火把，往牛肚子下面猛一伸，又极快地退出来，再抬起手臂在自己面前的虚空中一挥一画，就看见有无数山蚊子被定格在从运动中的火把上疾速跃出的火焰所画出来的一块似真似幻的屏幕上，当那欢快跳动的火舌吞吃掉那些山蚊子时，旁边的人甚至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山蚊子们的身体在火焰中毁灭时发出的“嚓嚓嚓嚓”的声音，极像是上演的某种魔幻音乐中的怪诞伴奏。

邓大爷就这样一边左手挥鞭赶牛碾新麦，一边反复挥舞紧捏在右手里的火把，与蜂拥而来、前赴后继般的山蚊子展开大搏斗。

为了让城市来的学生娃们吃上新麦粑粑，邓大爷挥舞火把大战山蚊子生出的这个画面，一直都在罗中立脑海中鲜活着。直到五十余年后的有一天，罗中立在这一天带着几分沉思说：还没有完全想好，但哪一天，我肯定会让它出现在我的画里。越可能是好的东西，我会越加珍惜。

双层生产队进入了农村里每年活路儿最多也是最苦的两个季节之一，双抢季节：抢种抢收。一边要忙着收割麦子、收豌豆胡豆油菜籽，一边忙着要栽水稻秧、红苕秧等。学生们每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去帮着干些轻便点儿的农活儿，顺带着在田间地头找素材画草稿。

1966年 5月下旬，在大巴山里与社员们开展了三个多月“三同”生活体验的附中学生们，突然接到学校通过地方政府转来的紧急通知：全体师生结束学农活动回校。没说理由，只让马上返校。

虽然有些舍不得，但在乡下待久了，同学们都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熟悉的大城市和学校去。毕竟，作为学生，他们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在课堂上学习。

在接到学校这个紧急通知前的一些日子，同学们已经进入了为重庆出版社的“农业学大寨”宣传画册组稿做创作的准备阶段。每天晚上，带队老师都组织开会、反复学“延安讲话”，一次次强调每个人都必须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还帮着同学们分析、总结收集来的资料素材，为最好地完成创作组稿打好基础。突然到来的紧急通知，让正在进行的这一切戛然而止。而再往后来发生的一场大演变，让这一批学生则是既没能按惯例举办学农汇报展，也没能完成重庆出版社原计划出版“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册的组稿创作。事实呢，是重庆出版社也再没有来问过组稿的事。

离开双层生产队那天，社员们纷纷走来送别这些和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的学生娃。好多社员和学生都纷纷流下了热泪，依依不舍。

还是在驷马公社坐上了出版社派来接他们的车，还是在达县车坝边上的招待所住了一晚，总共还是花了两天时间在路上。离开双层生产队后的第二天晚上，学生们回到了重庆，回到了附中。不同的是大家兴奋中的心情相较于去的时候，显得更稳重了许多，充实了许多，深沉了许多，还凭空多了几丝牵挂。

一觉醒来，同学们昨晚都还有的愉快心情，马上被在校园里见到的一个新鲜事物转移了。

校园里到处可见随意张贴在这里那里比如墙上树干上的大、小字报，学校的领导和很多老师的名字都赫然在这上边“露脸”。大、小字报上“披露”出来的很多关于学校领导、关于老师们的各种“内幕”，让刚从宁静而纯真的大山深处走回来的学生们既感到新鲜、惊奇，也怀疑、困惑不解。但马上他们就知道了原因，也接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正裹挟着“摧枯拉朽”般的骇人力量，滚滚而来。

从初春到初夏，当罗中立和同学们待在大山深处那个自然到接近原始状态的乡村里时，外面世界悄然地发生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后来让所有学生娃们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或被卷入其中。

学生们从前每天的正常上课，现在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意思了。

没过两天，带罗中立和同学们去大巴山学农的书记以及几个老师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大字报上。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校门外黄桷坪那条破旧的街道上，突然来无影去无踪似的，每天都会涌过一队又一队批斗这个单位或那个单位的“走资派”及“黑五类分子”的群众队伍。

大家很快明白，这场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大幕。

文革刚开始时，川美附中面对这突然而至的“运动”，和其他单位的处理方法完全一样，按照来自上面的精神，学生都被要求留在学校里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而且初时，还有这一级或那一级政府主管部门派来的官员，专程到学校来为师生们宣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并作些指导。不过很快，就再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学校虽然不像厂矿企业那么复杂，但也没有一堵挡风的墙，可以把正在校园外面进行着的运动挡在校门外，何况这运动本就是从有着“上层建筑”之称的高校拉开序幕的。也不知是搭上了哪一股风，反正在一夜之间，附中冒出来一个红卫兵组织，亮出它的名字：“红色尖兵团”。

“红色尖兵团”一诞生在人们眼前，就高亢地宣布它的成员都必须出自“红五类”家庭子弟。既然冠名“红色”，它就必须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

罗中立的父亲在 1949年前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按照 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政策，这属于不予追究的情况。不过因此，罗中立就不能被算作“红五类”子弟，因此不能成为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此就不能加入“无限忠于革命领袖”的“红色尖兵团”成为一个红卫兵。幸好他也不被算作“黑五类”家庭子弟，没受到运动的冲击。

“红色尖兵团”出现没几天，学校的几乎所有领导，包括很多老师纷纷开始被挨批斗了。这一天，在黄桷坪川美老校园里礼堂边的小操场上，学校共有二十多名领导和教师被“红色尖兵团”的红卫兵们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还有人被剃了阴阳头，站成一长溜，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批判、声讨。批斗会正式开始前，红卫兵们还去打开了旁边的教具室，把里面存放的、之前学生们上专业课时用的石膏人像等搬出来砸了个稀巴烂，把很多旧式洋装古装抱出来胡乱堆一大堆，点一把火，在红卫兵们热血澎湃的呐喊声中化为青烟和灰烬。

像这样的批斗在川美只搞了一天。分析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学校的人较少，批斗场地偏僻，外来看热闹的人少，所以没能让红卫兵们的革命亢奋情绪和热情持续并逐步高涨。但经此，学校里多出来了一批那时被泛称为“牛鬼蛇神”的人：他们被分派每天从早到晚自觉去校园里打扫清洁，包括那几个本来长期都是很臭很脏的公厕，作为对他们另一种形式的批判和惩罚，当时把这叫做对他们的“思想改造”。这批“牛鬼蛇神”，就是学校里被红卫兵们批斗的那些人。

红卫兵

最初，罗中立看见那些贴在校园建筑物外的墙上，或是用绳子悬挂着拉在几棵树木之间的大、小字报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学的董老师。只不过这一次，写在纸上的内容不是仅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指向了学校几乎所有领导、很多的老师，接着又像无法控制的传染病似的，迅速“染”上了区里、市里乃至中央的领导，他们大都被冠之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帽子”。这情形既让学生们惊奇不解，又觉得很悚然，当然，也多出来许多莫名的兴奋。

罗中立既然被排斥在了红卫兵组织的大门外，而且按学校之前的要求是学生都必须留在学校里，他也就乐得清闲。大致上他每天都会去校园里逍遥地转悠几趟，读别人贴的大字报，看这里那里总用红色圈出来、都喊作是爆炸性的什么消息。后来看多了，他发现那些所谓爆炸性消息其实就是些小道消息。打发时间还是可以的。有时候他觉得日子这样过着真无聊，有时候也似乎觉到几分新鲜。总体上，那时他处在一种自己也说不出究竟该怎么作结论的状态中。

不过说到底他还是年轻人，有些时候一定忍不住好奇心。所以偶尔，罗中立会跟着那几个平时关系比较好、已加入了学校“红色尖兵团”的同学上街，去看他们如何开展革命活动，比如跟去杨家坪、两路口、解放碑看他们抄大字报。几个同学说这是为了学习其他革命组织的好经验引为己用。又比如跟去看他们在街上散发他们自己油印的传单，内容多是从其他地方东拼西凑来的。有时几个同学把传单一张一张地递给过路人，有时则干脆抓起一大把，站到高一些的地方，使力往空中一抛，那些传单就在空中如雪片般飘摇而下。这时，看着好多的行人为了得到一张传单，纷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跑来跑去伸手去空中抓，去地上捡，有时候还互相争抢同一张，他们心里就感到非常自豪，非常满足，享受着他们亲手开展的这种“革命”行动生起来的特殊乐趣。

有一天罗中立跟着几个红卫兵同学，他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一起去了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看见一个偌大的空坝子上一片人头攒动，聚集着怕至少有好几千到上万人。具体数字在罗中立看来并不重要，数字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反正他看见有很多人就是了。他也记得大家一起振臂喊口号时，举起来的光光的手杆就像是一大片直插云霄的树干。从所有人胸膛中歇斯底里般冲出来、汇集在一起的吼声，一次次如雷鸣般轰轰隆隆地震颤着空气。

好半天他才搞明白，原来是主要来自重庆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正在这里进行一场批斗本区和本市部分领导的批斗会。不断有学生你争我抢地跳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去慷慨发言，伴随着不断呼喊的口号声，口号基本上是重复循环。那天应该是刚进入九月，重庆的这个时候，天气还比较热，特别是在大白天。很快，好多参加批斗会的学生渴得不行了，都跑去广场很远处角落，那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大家排起长队，等着轮流喝几口凉水。

后来突然听见台子上有人通过高音广播声嘶力竭地大喊道：我们要革命，我们要绝食，我们要去北京告状，向毛主席告状，告黑市委迫害我们红卫兵小将。

台子上面那人每喊一句，台下面庞大的人群就跟着喊。

那样喊过没多久，庞大的人流突然开始缓缓地朝一个方向移动，就像是在池塘的某一边挖开了一个小口子，水就很自然地慢慢朝那边流去。这时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没有人安排，但后面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但好像是都不清楚要去哪里，又好像是谁都不在乎要去哪里。走出了重师，继续往前走啊走啊，凌晨两点左右，才发现来到了茄子溪火车站。

这时所有人都已经被饥饿、口渴、疲倦折磨得不行了，七倒八歪地在站台上坐下来。重庆大学的学生校乐队还在坚持着，不时奏几遍乐。虽然疲倦至极，但都是年轻人，所以还有人跟着乐队奏起的曲子哼唱，尽是那时红卫兵们自编的造反歌曲，比如“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比如“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渐渐地瞌睡虫爬了上来，绝大多数人已不能坚持，你靠我我靠他，在站台地上东倒西歪地“睡”下了。后来罗中立回忆说，那时本来已经饿得不行了，但最后是瞌睡虫占了上风，怎么睡着了的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了，还带着一些迷糊的罗中立看了看倒身睡在站台上的人群，不敢说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应该不够昨天在重师广场上聚集人数的一小半。

接近中午了，人们又饿又乏，正觉得快受不了时，突然听见稍远处有人大喊起来：工人老大哥支援咱们来了！所有人都像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本能地、不约而同地跳起来，欢呼起来：感谢工人老大哥的支援！

然后看见很多工人推着一长串木板架架车慢慢过来了，每辆车上搁着木制大黄桶和竹子大筲箕，里面都装着馒头，还夹着肉片。后来才知道，这是茄子溪肉联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前来支援“红卫兵小将”们。

架架车分在几处停下来，大家蜂拥而上，每人领两个馒头，大口地咬大口地嚼大口地吞，又来到车站边上一个自来水龙头那儿，依次弯下腰去喝几口水。肚子暂时吃饱了，大家却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等吧，反正只要有人送饭来吃，就无所谓。到了半下午，突然听见人群中再次响起兴奋到极点的吼叫声：周总理派火车来接我们去北京了！顿时人群鼎沸，都在站台上跳着跑着，好多人还兴奋地脱下衣服不停地往空中扔。没过多久，真看见一列火车喷着白烟，鸣着长长的汽笛慢慢开进站，停下了。来的是一列闷罐车，平时用来装货的，没窗户。大家顾不得更多，甚至没待火车完全停稳，争先恐后地从车厢那道敞开着的唯一的推门往车厢上爬。更有不少人等不及，干脆攀着车厢连接处的铁梯子爬到了车厢顶上，在上面欢呼雀跃。罗中立和几个同学爬进了车厢里。说车厢里人之多，满满地塞得就像一个沙丁鱼罐头绝不夸张。

不一会儿，站台上已经空落无人，火车就开动了，“嘁里咔嚓”的车轮声这时在所有人耳朵里，绝对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后半夜时火车到了贵阳站，睡眼惺忪的人们被从闷罐车上叫下，换上了另一辆客车，最老式那种，但车厢里有木板钉成的座位，有窗户，人也可以在车厢里勉强从人缝中挤过去稍微走动一下，感觉要好多了。一路前行，火车每次停下时，站台上都会有人上车来送开水和吃的。大致记得吃的都是馒头之类很方便吃的食物。

三天后，火车到了北京站。站外早有好几十辆公交车等着，把来自山城的这满满一列车学生分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不同的接待单位。罗中立和几个同学还有其他三四十号人，被送到了北京一所中学。好像是三十几中，记不得了。

住下来后，大家心里面那个高兴劲儿，完全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咱这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着的地方呀！是咱从小以来就梦想着的祖国的首都呀！

第二天一大早就都醒了。吃过早饭，罗中立他们住一起的这几十号人被几个几个地分成一小组，安排去北京一些大学特别说明了要到清华、北大等当时走在全国文革运动前列的学校去，抄大字报，抄标语，学先进经验，看首都的学生都是怎么斗走资派怎么斗“牛鬼蛇神”，怎么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因为希望可以在一路上顺便多看看首都，所以大家去那些学校基本上都是走路来回。路上看见有人在散发传单，他们也兼带着收一些。每天晚上回到住地后，把各处抄来的大字报资料和收捡来的传单，一并交给也是重庆去的、被安排在这一个接待点负责的几个人。

大家每天如此，热情不减。

大概过了十多天，这天一大清早，还没起床，突然有人来通知，赶快起来，准备好，去接受毛主席接见！

听见这，从所有人心里爆发起来的那种兴奋，是觉得只要自己一张开手臂，马上就可以飞上天去了。大家风快地爬起来，三两把刚漱洗完，接人的车就来了。大家被直接送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早已站满了人。

罗中立他们被安排到了离天安门已非常远的地方，感觉上是都不太看得清楚天安门了。但这改变不了大家激动万分的心情，人人望眼欲穿，等待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等啊等啊，一直没动静。中饭和晚饭，由各自的接待单位分别派人蹬着三轮车送来。饭后继续等，谁也没有半句怨言，没有半点儿失望，始终情绪昂扬。

夜幕降临一小会儿了。蓦地，不知从哪里突然响起响亮的《东方红》乐曲声，接着便听见仿佛是一个人又仿佛是很多人合成的一个声音轰然喊叫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人人都热血沸腾了，身不由己地往前涌。或者，与其说是自己在主动迈开步子，不如说是被来自身后的强大的人流推着往前走，自己根本收不住脚。

所有人都被“洪流”推着往前“流动”，所有人都变成了这股“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所有人嘴里都很有节奏地、一致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毛主席 ——万岁！毛主席 ——万岁！”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人人都是泪流满面，嗓子早已嘶哑，只是被本能驱使着在坚持发声。

罗中立回忆当时的感觉和所有被接见过的红卫兵们的感觉完全一致：如果那时候毛主席抬手往前方一指，广场上的所有人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绝不会在乎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罗中立你看见毛主席了吗？

不知道！一是天色已晚，二是离得也远，再呢，你根本不可能站下来多看两眼，就已经被后面拥来的人浪给“卷”走了。当时只远远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站着一排模糊的身影，其中有一个身影，以最明显突出的、也是后来大家在银幕上见惯的那个动作，在向下面这个由年轻的红卫兵们汇成的海洋慢慢地挥手。

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毛主席！

被“卷”出天安门的范围后一段路上，看见路边停了很多救护车，还有很多医务人员，正救治那些因为刚才过于激动而休克了的人，因为身体素质差而虚脱了的人，也有在行进中被踩伤、撞伤的人。

第二天一早吃过饭后罗中立又专程去了天安门广场，他想好好回味一下前一晚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时的那种强烈感受。他在广场上看见有好多清洁工人正在打扫，有数不清的塑料鞋、布鞋什么的，小山般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不用说，那都是前一晚红卫兵们互相踩掉了的。

1966年 8月 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至当年 11月 26日最后一次接见，前后共有十次接见（也有一种说法是八次），被接见的总人数无法准确统计。

罗中立始终没搞清楚或者说没记得住自己“意外”地参加了的这一次，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第几次。他说，当天下来，好像听见有人说过，这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而且还听说，仅仅这一次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就超过了百万人。

在北京又待了没几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按照上级安排，为了保证首都的正常秩序，已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都要尽快离京，返回原单位去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

其实再不离开他们也真够呛了。入秋后的北京，晚上冷得让人难受。在学校腾出来的教室的空地上，只铺着一溜草编席，他们一人给发了一床土白色或土绿色的薄被子，就睡在草席上。晚上起来上外面小解，冷得直打抖，回屋后就赶紧着往人堆中间挤。

他们去北京时，都还穿着重庆的夏装。罗中立是穿着一件篮球队夏天穿的队衣就去了，就像后来的那种 T恤一样。虽然北京的接待站提供了些厚点儿的衣服，但远远不够。

接待站为大家买好火车票，罗中立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回了重庆。

在这次北京之行的日子里，罗中立竟然没画一张画。这应该是他一路走过来的生活经历中最破天荒的一次。居然一张画也没有？！哪怕是一张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速写！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不清楚，到今天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那些日子太激动、太充实、太投入、太转移人的思想了吧。

远走

回重庆后不太久，罗中立又和一个叫彭栋梁的附中同学，另外有三十中的一个学生，有市公交公司的一人，还有市曲艺团一个拉二胡的人，共五人约起，乘船前往上海。这个时期大家的一门心思仍然都还想着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去投身于一种打小来就无比崇尚的革命行动。当然，可以顺便到从前就很心仪的大城市去看看，也真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也暗合了重庆人俗话说的，“脚板遭走油了”的感觉，就是说心思停不下来了，老想到处去走去看。

话虽如此说，心虽如此想，接下来的行程却并不轻松加愉快，整个过程也不像今天去三峡旅游的人那样，乘着漂亮的豪华游轮，要么在甲板上的躺椅里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要么去船上的观景台，跷起二郎腿坐在扶手椅里，边喝红酒边欣赏两岸缓慢地移动的、梦幻般变化着的如画美景。

首先他们五人那时是囊中羞涩，另一方面当然更是为了要节约几个钱，所以并没有掏钱去售票窗口买了船票，然后堂而皇之地、踌躇满志地走上船去。

他们去上海乘的船很大，是可以载下几百上千号乘客还外加上很多吨货物的那种船，当时这船的数量也不少，统一被命名为“东方红”号，又在“东方红”的后面加上“一、二、三、四……”的数字用以区别。

同行的公交公司那人有个朋友在这条“东方红”×号船上当二副，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前一晚就上了船，这是为了避开第二天早上上船时必须得经过的验票。这种行为很有点儿像几年后长演不衰的一部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表现出来的意境，说是“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要”。船员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在开船这天早上才回船来，他们五人就被二副悄悄带到船员舱，找到空出来的船员床，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听着轮船拉响长长的汽笛，轮船随着起锚声一点儿一点儿地离开了朝天门码头，渐行渐远，他们几个人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走出“藏身”的舱来，强掩住心头的狂喜，庆贺终于开始了充满新鲜的旅程。其实他们本来大可不必这么紧张，因为码头上的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在开船前来搞全船检查，还有船上和码头上的人之间，长期都是心照不宣、相互要利用的。只要别做得太出格了，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兴奋加复杂来形容。

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二副找到船上的厨长，让安排他们几人下厨帮帮忙，比如择菜淘米拖地洗碗等，就可以吃到免费的“船员饭”，但是得等到船员们都打完饭以后他们才能去吃。好在船上的饭像是从来都没有吃完过，所以他们也不担心晚了就没有饭吃。每晚睡觉则要麻烦得多。二副要先去落实看哪些人是值夜班，再带着他们几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地，安插在值夜班人员空出来的床上去睡觉。所以，他们每天晚上都睡不同船员的床，还有过两人挤在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上睡的时候。

沿江而下的日子大概一周，这天下午终于抵达了上海港。望着站立在江边的那些从前只在小说里读到过、在电影银幕上见到过的洋溢着欧风美式很“洋”气的高楼大厦，让记忆与真实相互对上号，脑子里想着已经站到了有“远东第一大城市”、“冒险家的乐园”之称的上海，他们都抑制不住兴奋了。但必须等。他们焦躁而无奈地站在船员舱外，看着其他旅客慢条斯理地全都下了船。还得等。等到天快黑了，厨长找来几套厨工的衣服让他们换上，让他们有意松散地走成两批，踏上了下船的跳板，忐忑着但是很顺利地“混”出了港。

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三周左右，等到二副所在的那条船下一次又来到上海时，依样画葫芦地按先前的办法上了船，经过大约十天的航行，回到了重庆。

在上海，他们先后去了朝阳中学和华东师大，按当时串联的规矩，找到接待站，会顺利地被安排住下。后来的日子，他们在城里四处走走看看，照例抄大字报，收捡认为有用的传单，等等。当然也去参观了一些有名的地方，如城隍庙、黄浦江、豫园等地。

这趟上海之行，在上海时及来回的一路上，罗中立倒是很自觉地遵循习惯，画了好多速写。特别是在上海，面对着大量的从前难得一见的欧式建筑，还有停泊在江边的数不清的多种样式的船只，罗中立压不住激动，常常是近于疯狂般地画个不停。

他们在上海游逛时还惊奇也是惊喜地发现，上海的物资供应远远好于重庆，比如糖果、猪油等生活品在重庆已非常紧缺，在上海却不凭票就可以买，只是每次每人购买的数量有限制。罗中立赶紧写信让家里给他寄去了十元钱，然后把这十元钱全部用来买了白糖和猪油，高高兴兴地带回家。

没花一分钱给自己买东西。罗中立回忆时笑着说。

1966年 8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大连海运学院有 15位红卫兵，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从大连步行至首都北京，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例。

1966年 9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小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全国大串联。但很快，由于短时间内出现了太多人的流动，造成全国范围内交通工具运行失衡等严重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于是又发出号召，要红卫兵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开展“步行大串联”。于是一夜之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红卫兵“步行串联闹革命”的高潮。尤其是青年学生更积极响应，纷纷组织步行串联队伍，主要选择前往在中共党史上有记录的当年的革命斗争圣地，如井冈山、延安、遵义、湘潭等。甚至还有红卫兵去重走长征路过草地爬雪山，但据说很快出现了人身伤亡问题，被紧急叫停。

罗中立从上海回来后，听到了开展“步行大串联”的号召，觉得反正待在学校里也没有其他事做，就去和班上的另外两个同学商量，趁着还在鼓励步行串联的机会，也做一次步行串联，走向革命老区。他们最初定的计划是，经达县革命老区到平昌，然后出川去延安。

之所以会这样计划，主要是觉得：一、达县也曾是红军的老区；二、年初他们刚去过平昌驷马，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因此可以更有利于他们在贫下中农那里开展革命宣传；三、这也是一条传统的红色革命路线。

其实可能还有另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就是：人在做一个决定时，一般都会首先向自己熟悉的或者是对自己具有特别意义的一方面倾斜，并据此来作出自认为最合适的决定。

1966年 11月底，在完成了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后，罗中立和两个同学，张兴堂、付康龙，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步行串联“壮举”。

出发前几天，他们专门向学校做了汇报。当然这时管理学校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领导班子了，是主要由红卫兵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再加上学校原来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处理日常工作。按照临时“组织”的安排，他们去学校负责处理学生步行串联事宜的后勤部门，每人领了一件带毛领的棉大衣，一顶有护耳的棉帽子，又到教具室借了部幻灯机，借了介绍张思德、白求恩等人事迹的幻灯片。还带了私人的一把二胡，一支笛子，一支口琴，一副金钱板，做好了一路上要边走边宣传的准备工作。

虽然只有区区三个人，他们也为自己这支微型“革命队伍”取了个很正统很响亮的名字：“继红长征队”。名字简单上口，含意浅显易懂，也非常符合时代要求。只是这个名字在那时铁定是已被用得很“泛滥”，很容易被混淆被忘掉，还透出点俗味儿。但总是有胜于无。老话不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吗！

对了，他们还做了一面红旗，旗上用黄色的字大书出他们这个步行长征队的“名号”。在猎猎劲风下，飘扬着的红色的底上闪动着黄色的字，还是很醒目很有感觉的。罗中立心里肯定很激动，后来还专门在自制的速写本上画了一幅。

出发这天，他们是吃过中饭后才动身的。走前，还在校园里搞了一个简单的出发兼送别仪式。

因为出发得晚，所以也是在晚上比较晚了才走到江北县人和公社。找到接待站，登个记，住一宿。那时人和公社办公地设在解放前的一个地主大院里，正院为两层，楼上楼下都铺的木楼板。公社把正院腾出两间最大的屋子，给接待站用。罗中立他们到达时，有不少也是出来步行串联的人已睡下了。木地板上铺着很厚的稻草，稻草上面覆盖了很大几张虽然是灰色但仍可以看出很脏的布，像是临时从哪处礼堂舞台上扯下来的幕布。所有人都睡在上面，两个人合盖一床很重很厚的土布铺盖。

江北人和公社砸旧石牌坊修语录碑，1966年第二天早起，在接待站吃过早饭，出来走到院子大门外不远，看见有人正把路边一座有精美雕工的旧石牌坊砸烂后，利用取下来的石头在旁边修毛主席语录碑，罗中立就站在旁边画了几幅社员现场做碑的速写，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也算对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支持和宣传。

他们一路往北，路上时不时看见有举着红旗南下北上步行串联的红卫兵队伍。每到两支队伍“会师”时，双方就会相互喊口号，相互致敬，并衷心祝愿对方早日革命成功！

罗中立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路上碰见过好几队从北方南下来的红卫兵。他们清一色穿着仿八路军或新四军样式的制服，背着背包，斜挎着印有鲜红五星的军绿书包，一个个精神抖擞、整整齐齐地迈着步子。与罗中立他们三个人擦肩而过时，很自然地也是很自豪地向他们大声背诵起毛主席语录。虽然罗中立他们也很激动地向对方背诵毛主席语录以示回应，但心底里总是感觉得自己这份气势跟人家相比，差了老远去。

总之，每个人心里都澎湃着革命激情，就像是真的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大革命时代。而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这样想着或至少是想过：赶上了，我们终于赶上了这一个红色革命大时代！曾经，我们以为它只属于我们的父辈时代，以为这是我们终生的一个大遗憾，是我们以为再也不会到来的永远的梦想！

一路上他们几个人积极努力地向其他人进行红色宣传，也向他们经过地的红卫兵组织学习革命经验 ——他们最初肯定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很快就分明发觉，这一路走过来，到处都已经呈现为一派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场面，已根本用不着他们再去宣传鼓动添油加薪。即使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继续革命的热情和旺盛的意志。他们一路向北、向北！

这天接近中午时分他们到了渠县。

他们进了城，照例是先去找到当地的接待站，去“点个卯”。那时到每地的接待站签个名，都可以免费吃住，当然可以吃饱。他们在渠县住了两三天，既是休整，也交流革命经验，顺便在这里那里画几幅速写。

这天他们吃过早饭，计划要往下一站去了。临行前，来到县城里专门划分给革命群众组织贴传单的中心地，想把随身带来的传单张贴一些出去。

他们从挎包里拿出传单，往宣传栏贴上好些后，正准备离开继续赶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一声断喝：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先发现已经被一大群人围住了。稀里糊涂之间，被推搡着站到了几条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摇摇晃晃的长板凳上面，背对着宣传栏，而前面，咋地已经围站起了黑压压一大片人。他们想问问这是为什么，也想解释，说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但根本没有机会。下面那一大群人情绪激奋，只管大声吼叫着，他们几个人的声音就像小蜜蜂的嗡嗡一样，完全被淹没。同时他们心里也真有点儿那种 ——给吓傻了的感觉。

好一阵后，他们才从站在人群最前面、像是带头的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的问话里，基本听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儿。原来，他们刚才贴出去的传单，把之前已贴在宣传栏上的中央文革的文件覆盖了，而那些文件就是眼前包围着他们的这群人贴上去才没多久的，再说人家还按当时的惯例、用红笔在旁边注明了必须保留多少天的。

他们几个人去贴传单时，一则是心情亢奋着，二是急着想赶路，再，可能骨子里也有一点儿自认是大城市来的革命小将的意思，没太把这区区小县城放在眼里，所以可能都没细看，或者根本就是看都没看，拿出自己挎包里的传单就往宣传栏上贴了。结果就有了现在这一幕。眼见这群人左臂上都戴了一个写着“红卫兵”的红袖章，知道他们肯定也是当地的红卫兵组织。但关键是人家现在根本不听你解释，就只一个劲儿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你们这是反革命行为？人家就是要批斗你，还有人大吼着要砸烂这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狗头！

幸好那时还在文革的“文斗”时期，幸好也是在一个小县城里，人的思想可能没有大城市里那些红卫兵们激进，所以最后没有谁真上来砸烂他们几个的“狗头”。但就这样，也够他们难受了。

他们被强迫着站在颤颤巍巍的长板凳上，莫名其妙地被批斗了长达五个多小时。

“尿都差点儿憋不住流出来了！”罗中立脸上浮起几分无奈的笑，回忆说。

说不清什么原因吧，反正看着天色已不早，那群人才慢慢散了。他们几个得到解脱，赶紧“逃跑”，往大街后面的偏僻河边跑，一是希望迅速躲开人们的视线，生怕那些人突然再追来；二是此刻他们更“忍无可忍”的，是赶紧去找个没人的旮旯撒尿“松包袱”。

身心得到了放松后，他们虽然觉得刚才经历的一幕实在有些像一场闹剧，但此刻仍然充斥在心里的，分明还是才从亲身体验中产生出来的、从亢奋的革命红色高潮突然跌进了革命低谷中那种灰蒙蒙的颜色。

他们顾不得冬天黑得早，天色已模糊，沿着河边一条水渠急急往前走。向北、向北；心里悄悄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那支歌，迈开脚步向他们定下的方向走，一点一点地把县城在身后越甩越远。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走到哪里可以住宿，但此刻脑子里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至于住宿嘛，像四川人开玩笑常说的那样：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正走着，前面隐隐现出一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穿一件灰色土布对襟衣，背上背着一个背篼，右手把一把紫色的“撑花”（重庆方言：雨伞）扛在肩上。离着他们几个人有三五米远时，那小伙子竟站住了，表情僵直地望着他们，突然开了口，很严肃地、一字一顿地、就像是在背台词一样地对他们道：今天，你们在城里被批斗，我们也有同志在下面，看见了。但我们的组织人少，不敢声援你们。我现在向你们致以歉意。现在，我们这里，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保皇派势力特别强大、特别猖獗。我们也面临危险，正在转移。你们赶快离开吧。白色恐怖就要来了！说完，那小伙子抬开步子，和他们擦肩而过，消失在他们身后渐次浓密的蒙蒙中。

那小伙子说的这一番话，他说话时的表情，让他们几个人听着，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毛，生起很强烈的、却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的感觉。联想起今天在县城里的遭遇，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好些天后，渠县的这场意外带给他们的低落情绪才逐渐淡漠了。

为了这难忘的经历，罗中立专门在渠县画的一张速写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在渠县被围斗五小时”。

破四旧

达县石桥古镇被称为“列宁街”，是他们几个人这次步行串联路上必须要去“瞻仰”的地方，更带有一种去“朝圣”的意思。

他们到石桥古镇时是上午。

走进古镇老街上，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整条街上居然还完好无损地站立着好几座雕工精美的清代石牌坊。但仔细看看仔细想想后，就恍然大悟了。那应该是因为在这些石牌坊上面，有当年红军刻下的很多红色标语，才让它们逃脱了自 1949年以后、更包括文革在内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带来的疾风暴雨式的冲击。

石牌坊在当时毫无疑问该纳入“破四旧”的范畴，该被砸碎，不然怎么体现“破四旧”呢？但试问，谁有这个斗胆去砸？石牌坊上面刻有当年红色革命时期的许多红色标语呢！谁砸，谁就是百分之百的现行反革命。因此该砸与不能砸，形成了一个悖论。

也可以给出另一个理由。石牌坊还能“全身”屹立在那里的结论是，本属于“四旧”的石牌坊现已为革命所用，虽然它本身内在的“四旧”性质并没发生改变，但可以看作它这块“四旧”阵地已被革命占领了。

只顾了取其一而忽略了其二进而造成“悖论”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不算少见。比如众人皆知的文革时期里准备发行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本意是为当时的一派大好革命形势唱赞歌，但设计者却也“被”犯了一个类似的“悖论”错误：邮票上，整个中国大陆是一片红海洋，唯一把宝岛台湾留成了白色。其初衷很容易理解。

台湾是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着的地盘，习惯上都把“国民党反动派”占据的地方称为“白区”。逻辑是，“白区”当然不能为红色。谁敢把白区做成红色？你想为反动派唱赞歌吗？你想当现行反革命吗？所以顺理成章地，台湾就被做成了白色。但更严重的问题出来了。你写的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是台湾不“红”，那你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这是何等严重的政治错误。只把你列入“现行反革命”之列可能已是最轻最轻的处罚。幸好，这枚邮票携带着天大的错误却令人难以置信地一路顺利过关通过了各项检查，在官方即将正式向社会发行的最后一刻，“终于”被发现而没能“出笼”，避免了发生一次公开的、严重的政治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事件，其背后的原因才更值得深思。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熙熙攘攘，几乎挤断了“列宁街”，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远千里万里走到一起来了。

他们在古镇街上慢慢地四下转着看，相互念诵着当年红军不仅仅在石牌坊上、也在一些房屋墙上刻下的振奋人心的红色标语；他们眼前很自然地浮现起红军战士们激情地书写标语的情形，耳边仿佛听见了远处山头上红军战士们与白匪军白刃搏斗时的呐喊，脑海里展现出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场面。强烈的革命激情在他们心中澎湃，激荡起他们的青春活力，为他们点起一束巨大的革命火炬，让他们更加珍惜眼前这火红的年代，为此生能够迎接到这场革命暴风骤雨的洗礼而无比庆幸、无比自豪。

吃了午饭，下午稍晚些时，罗中立三人离开石桥古镇接着往平昌方向走。他们觉得胸中的革命信念变得更加坚定，激励着他们大步往前。

这天很早，天光还在一派朦胧中，他们来到了白衣古镇江边。著名的白衣古镇就坐落在巴河对岸。他们下到河边，找到一条摆渡的小木船。艄公划动桨，把赶早的他们三人向对岸的古镇划去。

江面有薄雾，但依稀可见两边江岸起伏着茂密的巴茅草。木桨随着艄公的摇动发出吱吱呀呀声，桨片拍破镜面似的江面，推着小木船在江中滑行向前。整个白衣古镇隐在更远处的雾中，只有几处房子的小部分轮廓，在几丝风吹动着的雾里若隐若现，生成一幅飘飘渺渺的图画，透出一股很神秘的韵味，和由一种似是而非之下生出来的美。

白衣古镇始建于秦汉，是古柳州遗址。明崇祯甲申年（1644）初建大佛殿，供奉白衣观音慈像，始初白衣庵；清甲申年（1884）遭火焚后奉旨重建，取样皇宫，动用通巴两河十三年的河道税银，并各处募集十万银两，全国调集能工巧匠，历时十年，建成规模宏大、气象非凡的六庙三宫，庞大的吴氏宫邸、家祠，雄伟豪华的孝节牌坊，魁星点斗，形成别具一格的古建筑群，世所罕见。

罗中立说，从艺术感觉上来说，白衣古镇是他们这次步行串联中，给他们留下了非常美好印象的一个地方。

不过非常美好的印象并不等于完美。不完美来自于他们在白衣古镇江边沙滩那个简易的靠船处上岸后，慢行在尚未完全醒来的古镇街上，正品味宽宽的街道两旁那些古老民居上的精湛雕花时，突然就看见一大队人押着几个戴着纸糊高帽子的人，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喊着口号从前面走了过来。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古镇、在这样一个天光尚早的时刻，红卫兵组织居然已经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革命行动，这的确让罗中立他们感到很有些意外。

他们站到街沿边，让过了这队人，接着往前去。但还没走多远，那队人又喊着口号敲锣打鼓地转回来了。

罗中立他们不用猜就知道，这是当地的红卫兵在游街批斗（最大可能是）镇上的不是“走资派”就是“黑五类”分子。但这个场景和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相对照，真觉得大大的扫兴。

白衣古镇透出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那种必须有悠久的历史沉淀才可能产生的大气场，那片青山绿水勾画出的迷人景色，让罗中立无法忘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至少有过两次重返白衣古镇，在无法言表的遗憾中，想重续当年被红卫兵们“无意”中打断了的那一份浓浓的欣赏情怀。可惜的是，街上很多古建筑在又经过了几十年里各种原因的“洗礼”后，已经坍塌破败，不复当年了。

那天他们三人在白衣古镇停留了两三个小时，就继续往平昌县城走去。白衣古镇素被称为平昌的南大门，离县城只有五十来华里路。

出了白衣古镇，为了少走些路，他们一直沿着河边草丛中的小路走，深一脚浅一脚地。天差不多黑尽了时，他们走进了平昌县城。

第二天，也就是在平昌县城的大串联接待站里，他们接到一个通知：由于全国各地太多红卫兵蜂拥而至延安，已远远超出了小小延安县的接待能力。因此，有关部门发出告全国红卫兵书，请务必不要再去延安，所有已经走在前往延安路上的，可就地住下，开展“就地闹革命”。由此，罗中立他们三人临时决定，到了双层生产队后就住下不走了。

这天，在历经一个来月的步行后，在新年即将到来前，罗中立三人终于扛着他们的“队旗”，走到了驷马公社。那天正好是个赶场天，刚过午，街上的人还不少。

很快他们几人就发觉，即使在如此偏僻的驷马公社这里，文革的风暴也早已刮到。外地来的红卫兵和本地的红卫兵组织一起，正热情高涨地批斗公社的“走资派”、当地的黑五类分子等等。街口还站着红卫兵，来来往往的人必须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才会被“放行”。

没法统计，但举国上下那时期因此被大家背诵得最多的一句语录，可能、也应该是“要斗私批修”。

罗中立他们知道一定有生产队的人来赶场，就想等着和他们一起回队里。年轻人的心态，更是想借此给社员们来一个突然惊喜。他们就坐到场口的一道土坎坎上，在那儿画速写。

到散场了，果然看见生产队的好些个社员陆续走出场口来，自然也都认识他们几人。突然看见他们，确实是又惊又喜，纷纷笑着招呼说你们又回来啦！最后聚起了十好几个人，一起走回生产队。

罗中立还是住进了邓大爷家，还和邓大爷同住。另两个同学分别住进了离着约五六十米远的两户农家。上次来，他们也是住那两户人家里的。人熟了，住着心里舒坦些。

按他们几个事先已商量好的，一走进社员家，放下行李，就赶紧去抓起扫把打扫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后，又担起水桶去坡上井里挑水，直到把水缸挑满。他们对社员说这是要学习当年的红军。

当晚，听说他们几个人又回来了，晚饭后好多社员都先后来到邓大爷家，围着几个学生娃聊天，高兴了好久。

来之前，他们仨每人还专门去买了一瓶白酒，作为礼物送给自己住的这家社员。罗中立已记不起自己是买了瓶什么酒。他不喝酒，不知道哪种酒好。但他说觉得张兴堂应该是买的汾酒，因为他记得在买酒时听张兴堂说过一句：汾酒是名酒，就买这吧。

如果说年初第一次来这乡下是被动地“三同”，是因为负有宣传大寨精神的任务，是有带队老师管理着，所以大家心里还有些不那么自在感的话，那他们这第二次回来，就是完全的主动，是肩负了历史的重任，为了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的身心是无比轻松自由的，真像鱼儿回到了水里。他们真真实实地体会到了以前只在书上读到的、当年红军战士与老百姓有的那种鱼水亲密关系。

每天，吃过早饭，他们一般会和社员一起上坡去劳动，劳动中不会忘了向社员们开展红色宣传。他们来之前复制了一些革命漫画，现在就拿去贴在社员们房子的墙上、门上。社员们见了都好欢喜，好多人来围着看闹热，还有人主动问他们要。在社员们心里，可能这更像是他们很熟悉的过年贴年画的意思。

罗中立他们学着当年的红军，爬到陡峭的山崖上去写革命标语。所有当年参加过步行串联活动的红卫兵，对这样的行为应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心中一直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要把步行串联视为当代的革命长征，自己就是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要一路走一路进行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要完成毛主席交给他们的继续长征的革命任务。

在一些峭壁上的这里那里，他们也看见了当年红军刻下、依然清晰的比如“赤化全川”、“红军万岁”等大幅标语。这让他们从骨子里感到意气风发，更觉得自己肩头责任重大。

今天去双层生产队，上了年纪些的社员会告诉你说，在邓家大院子后面的山坡上，留有不少当年罗中立几人写的红色标语。不过最被大家熟知的，是往驷马公社那边去、离着邓家大院约两公里远山坡侧的一堵石壁上，罗中立当年在那上面写的一条标语。

这堵石壁高十几米，兀立在一座山坡靠近坡顶的地方。石壁下，侧边有一条人工凿出的陡峭的石头小路，是周边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到公社赶场的必经之路。罗中立写的也不再是“打倒土豪”、“打倒白匪”之类的内容，他以无限的激情和崇敬，写下了当年全国人民都怀着同样的激情和崇敬一遍遍喊出的“毛主席万岁”。当有人从山坡下面踏着那条异常陡峭的小路往坡上走来时，写在石壁中部的这条标语与来人的位置关系，就会使来人完全像处在一种顶礼膜拜的姿势中。

罗中立当年并没有想到过这点。他想的只是学红军，想的只是要把标语尽量写在敞亮的、高高的地方，可以让人老远老远就看见。而这样，就能起到最好的宣传作用。

到罗中立写完后，单纯而虔诚的社员们安排了石匠对这条标语进行了细心的錾刻，并按当时最流行的方式，买来红色油漆认真地涂写出来。

这一次重回双层生产队，每天罗中立都勤奋地、毫无顾忌地画了大量速写，多角度地记录下了大巴山农家人的平凡生活：手举鞭子吆牛犁地的，在院坝上喂鸡的，在坡上割草砍柴的，在路边捡石头砸狗的，谁家办红白喜事的场面，等等。多年后，来自这一次的好多速写场景，被用作了他创作中的生动素材。

他们三人这次回双层生产队也待了三个多月，还和社员们一起过了个春节，罗中立收获了好些张山民们年关情景的速写。

三个多月里，罗中立常常跟着邓大军上山去捡狗粪，下地里挖土。该吃午饭了，有时他们走回家去喝两碗玉米糊，有时因为离家太远山路太难走，他们会将就着在坡上吃几个早上煮好随身带去的红薯或洋芋，再找一股山泉，喝几口冷水。

罗中立还跟着邓大爷学过编篾货比如编背篼、筲箕等，那些看似粗制的手工用品，在罗中立眼里总会透出很奇特的意味。

每晚躺床上，邓大爷睡前喜欢抽一口叶子烟。他披着外衣坐被子里，把自卷的叶子烟插进竹子烟杆的白铜烟嘴里，烟杆长长的，坐在床另一头的罗中立身子稍稍往前倾一下，就正好划着火柴给他点烟。

“邓大爷大口大口地吸着叶子烟，烟味很浓很浓，好像一直深入进了我的灵魂。我从不吸烟，但是因为天天都闻他抽的那烟味，后来好像都闻惯了”，罗中立回忆说。邓大爷边抽烟，一边和罗中立聊天。聊着聊着，睡意袭来，两人倒头就睡下了。

邓大爷从没提起过自己老伴的事，对于他之前的家庭生活等情况，罗中立一直不大清楚，也没好意思问。

每晚沉入梦乡前，罗中立照例要听邓大爷聊一些大巴山里人一辈一辈口口相传下来的稀奇事，偶尔插一句，问一问自己不太了解的或是感兴趣的。常常有不少老鼠跑来，在他们头上方的老蓝粗布蚊帐顶上疯狂地追逐打闹。一般情况下邓大爷对老鼠们的喳闹都不予理睬，仿佛那是离他们很遥远的故事中的一个情节。但有时老鼠们闹得实在是太疯狂了，把蚊帐几乎都要“跳”垮了似的。那时邓大爷也会直起身子，举起手中那根长长的竹子烟杆，去把蚊帐顶用力地戳几下，让老鼠们回到现实，就都受惊地“轰”一下跑掉了。邓大爷就继续他的聊天，但也常常因此扯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罗中立对此倒并不在乎，他只想邓大爷一直讲各种趣闻。邓大爷讲的那些趣事，数年后也有好多出现在了罗中立的画中。比较典型的，如九十年代中期创作的那幅堪称此时期代表作之一的 ——《金钱豹》，素材就取自从邓大爷嘴里漫不经心地讲出来的“故事”。

还有一次邓大爷在聊天中，讲起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让罗中立惊奇不已。原来，邓大爷年轻时竟然参加过红四方面军，不过参加没多久，队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一次遭遇战，队伍打散了，邓大爷九死一生跑回家，选择继续当起了农民，因此失去了享受“老红军”的待遇。

邓大爷也说，听老辈人讲，以前这里大巴山上林木茂密遮天蔽日，飞禽走兽络绎不绝。后来不知咋整的，当然也包括大炼钢铁那阵砍掉了很多大树后，山坡上变得光秃秃的，飞禽走兽也几乎全部消失了。

一天天，从邓大爷没有逻辑的、朴实而简单的讲述中，点点滴滴地还原出大巴山农民的生存状态：世代居住穷乡僻壤，命运注定了他们像牛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各种做不完的农活儿。休息这个字眼儿对于他们，就等于抽一袋旱烟、喝几口井水。他们一生清贫，过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他们守着大山，可是连做饭的柴火都缺乏。进入冬天，大巴山深处一片冰天雪地，全家人只能聚在一起，围着唯一在堂屋里才生着火的那个地火塘取暖。他们的生活，连常年基本吃饱都是奢望，年年重复体验着流传了千百年的“神仙难过正二月”

的艰难。另一方面，却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着土地，收获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把大部分收获交给政府，去保证城市的建设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建设默默奉献着人生。

贫穷掩不住山民们淳朴、直率和善良的天性，他们待客的厚道和真诚时时处处都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就像现在，邓大爷一家人都生怕罗中立吃不了山里的苦，重活脏活决不让他干，一日三餐生怕他吃不“好”，总是自家人吃粗的，把精细点儿的粮食留给他吃。

贫穷也改变不了山民们的天性。而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使得他们老爱把人性中的最本能的关于“性”的玩笑话赤裸裸地挂在口中，他们相互从这些玩笑里找到发泄无聊情绪的缺口，获得满足自己脑海中某些空白的乐趣，填补存在于他们精神中的一些空虚。他们那些太直白的玩笑，总让对男女间事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罗中立脸红，但也让他因此走进了他们内心中的另一页，可以更好地读他们、理解他们，并在若干年后，他把那些理解很生动地、纯朴地叙述在他的画面上，让读者一眼就看到大巴山山民们的质朴、纯粹与单纯。

这一次与社员们的深入相处，让罗中立更直观地认识到，山民们的心灵就像从大巴山上流下来的清澈的泉水，永不浑浊，永远甘醇。他们的确贫穷，但他们有被大山滋养起的那一份城市人已很难得有的安宁、祥和、真诚，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他，感动了他，滋润了他。毫无疑问，就是这些理解、打动与滋润，慢慢化成一片沃土，使他后来的艺术创作选择，得以在这片沃土上茁壮生长。

在这样三百六十度地随意与社员们深入接触的日子里，罗中立他们也了解到社员们“隐藏”在平时生活表象后面的一些东西，从那些东西后面渗透出来的无奈和苦衷。比如，在文革运动开始的前一两年，国家为减轻之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很多的努力，采取了很多积极政策，但自然也包括了一些无奈下而为之的政策。那时，农村都执行一种很特殊的政策：农民家养的猪到出栏时，杀一只猪自家只能得一半，另一半必须以比市场价低得多的“收购价”卖给国营食品站。收购价是公家定的，代表国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此，社员们肯定打心眼里不情愿，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哟。但他们不可能公开对抗。而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完整，于是有不少社员动起脑筋，冒着风险和“政策”打擦边球。比如，猪将要出栏了，他们就去山上挖来一种对人无害的草药喂猪吃下，猪吃后就晕死了。然后这家社员去告诉大队上的兽医，说自家养的猪害猪瘟死了。兽医来到社员家做一番草草检查后，会给出一个猪已病死的证明。按公社兽医站规定，害猪瘟死掉的猪必须被深埋掉以免传染。所以这只猪就被当着大家伙的面挖个坑埋了。当晚夜深后，这家社员迫不及待地赶紧着手忙脚乱地去把白天埋下的猪挖出来。这样，一只猪就能被自家全部享用了。其实，兽医和队上其他人都知道这个套路，不过都心照不宣，甚至可以说实际就是“合谋”，因为事实上大家都能从中多少分得些好处的。区别只是有的社员敢这样做，有的不敢做，还是怕万一其他社员中谁和你曾有过矛盾，背地去告发了你。上面认起真来追查，你敢用这种行为欺骗政府，结果自然不好受。

过了春节不久，罗中立他们接到学校来信，要所有学生尽快返校，说接到上面通知要求开展复课闹革命。待在大巴山乡下这几个月里，他们一直都在和学校的临时管理部门通信保持联系，主要是汇报他们在乡下开展的全部革命宣传活动。到了这时，几个人觉得真的已经融入了社员们的生活，很有点儿乐不思蜀了。但他们必须得返校。

离开乡下前一晚做晚饭前，邓大爷从石头灶台背后取出一块被柴烟熏得黢黑的腊肉洗干净，邓大军的老婆下午在自留地里挖回来几个滚圆的大白萝卜，炖了一大锅热腾腾的腊肉萝卜汤。白天邓友仁还被安排着走了十多里路，到山下公社的街上打回来半斤白酒，全家为他饯行。

第二天一大早，邓大军送罗中立他们几个人下山。一行人来到山下，走过山脚下那条小河上的小石桥。站在桥头，大家对望着，罗中立内心里是真舍不得走。但是得分手了。罗中立紧紧握着邓大军的手说：大军哥，我一定还会来看你们的。

罗中立没有违约。十三年后他重回双层生产队，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十三年前那一次和邓大军分手，成为了他们间的永别。

如果罗中立仅有第一次去驷马公社双层生产队的经历，尽管这段记忆肯定不会被从他心中抹去，但后来当他为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选择题材并也决定了画农民时，在关键时候，很难说他是不是也会主动地马上就想到了邓大爷。毕竟，这时离他第一次学农已时隔十四年多，重点是在这之间，人们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从前的很多记忆可能已在其中被大幅度地冲淡；毕竟第一次去，他的收获不能算大，与山民们的交流也不能说很透很深，而且其间还给他留下过一些不大愉快的印象；毕竟在十四年后，社会背景中的主流也不是农民 ——这个虽早已被人们熟悉但却也已让人麻木的群体。而且，就算他最终的选择是农民，谁又敢说，他不会是就近走向父母的老家获得素材呢？所以，如果细细推敲一番的话，会得到这样一种感觉，促成罗中立毅然决定了用邓大爷作为他创作的原型的最重要原因，是有第二次去驷马的经历。当然还可以说，因为有两次走进大山，收获就远不再是一加一等于二。特别是第二次去，因为他的行动完全无拘无束，情绪得到任意张扬，心灵恣意的自由和解放，和社员们有更加交心的深入接触，从而使他能细细地、积极地对大巴山这片古老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他们的人生意义进行全面的探索、反思，对农民们的了解更直接也更透彻，这就把他第一次学农时获得的印象也大大加强了。大山和社员们从内到外的方方面面，在他年轻的脑海里刻下的烙印更深刻，更强烈，并在他的潜意识中，种下一颗生命力极为旺盛的种子，无论历经多久都保持着勃勃生机，一遇雨露，便立即蓬勃生发。

闹革命

1967年初，上面来的文件要求学生回校开展复课闹革命。在此精神下，罗中立和附中的其他大多数同学先后返回了学校。但遗憾的是，复课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踏着春天的脚步返回。反之，文革的风暴却越刮越猛。

仿佛只是一眨眼间，好多新的、被统称为“造反派”的组织，就像无数颗野草籽，被一阵狂野的风迅速刮遍全国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轰”地一下就冒出来了。

本来，一个单位里多出了一个或者几个造反派组织，好像也不该是什么大问题。反正都是干革命。然而问题恰恰是，新出来的这些个组织里的很多人员，都是从之前的红卫兵组织分裂出去的，他们和留在原来那个红卫兵组织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突然，从前的“战友”变成了相互用矛头指向的“敌人”。简而言之就是，之前只有一个阵营，现在出来了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当时俗称为“两派”。最要命的是，这两派都坚称咱这一派才是革命的，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而对方那一派是反革命的，是需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予以坚决彻底消灭之的。更多的问题还有，现在出来组织和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已经不再只有学生，大量工人和农民也出来了，还成立有专门的“工纠队”。群情激奋的人，主要依据着自己的认识观，选择并加入这一派或那一派的造反派组织。很多造反派组织的主导者，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纯学生，而是社会经验生活经验都要丰富复杂得多的社会其他成员，这也使得文革运动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迅速向着更不易掌控的方向发展而去。

至于两派孰对孰错，当时已没有任何法定的“法官”或国家法律可以对这种新生事物充任裁判。在此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没过多久，两派从初期还遵循着上面指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演变成一言不合就争吵抓扯、大打出手。再往后，开始学着从电影上看来的当年的红色赤卫队的举动，相互挥舞起了大刀梭镖，演绎起冷兵器搏斗。在最后，两派组织竟然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了真枪真炮，于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名副其实的武斗粉墨登场。

既然从文革一开始罗中立就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大门外，那现在他也无心介入那种要命的玩枪玩炮的游戏。附中绝大部分学生也还待在学校里。总的来看，黄桷坪地区算处于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中。当然，平静是相对的，只是说这里没像城里有些地方那样发生过大规模的“激烈”战斗。比如与黄桷坪近在咫尺的杨家坪，就曾经发生过一派动用坦克进攻另一派扼守着的“据点”的战斗，造成不少人员流血伤亡的残酷事实。

有一天，在川美正大门斜对面的 501仓库入口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大队荷枪实弹的人马。仔细看，有人认出原来是美院旁边不远处电技校造反派组织的学生。他们看中了 501仓库这里是一个交通咽喉要道，看中了那些修建得十分坚固的库房易守难攻，看中了库房这里可以居高临下放眼远眺的绝对高度。于是，他们把本来设在不太远处那个偏僻小山坡上的学校里的大本营，搬进了 501仓库。反正那时这些仓库都空着；再说就算没空着，要征用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咱有枪有炮在手，看谁嘴里胆敢蹦出个“不”字！

他们大都是稚气未脱尽的男孩子。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绝大多数人都戴了一顶新旧程度不同的军帽，打赤膊，下穿短至膝盖以上、被重庆人称的“火腰裤”。他们手中的武器很杂乱：有个人手提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好几个人胸前挎着苏式五零冲锋枪，就是表现抗美援朝电影里最常见到的志愿军战士用的那种枪，还有人居然扛着汉阳造，等等。但几乎，每个人都很夸张地把两条子弹袋左右交叉跨在自己的前胸后背。

之后没几天，重庆一家兵工厂和这些学生同一派的造反派武装人员，把当时厂里生产的水陆运兵车开过来一辆，停在仓库的大门前，像是为了帮着学生们助威。运兵车停在那里，车上很夸张地里里外外都站满了神气活现、也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工人。其中有一个看着年纪稍大些的男人，靠在运兵车洞开的门边，腰里别着一支二十响的德国大镜面盒子炮，手里还牵着一条异常壮硕的川东猎犬。

凭着记忆，后来罗中立对这个画面画了一张自认为还算精彩的草图，但至今没找到想把它搬到画布上去的那份冲动。

武斗开始后，附中有很多老师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学校，特别是单身老师，他们原来住的集体宿舍空了很多出来，也没有专人管理了。留在学校的有些学生就自个搬了进去，觉得那儿更宽敞些，也凉快些。

罗中立照旧住在自己以前住的学生寝室里。

有一天晚上，罗中立来到原来单身老师们住的那栋楼，和搬去那儿住的几个同学拖了几条长板凳到屋顶天台，几个人坐那儿拉开了小提琴、二胡等，自我陶醉起来。音体美活动在文革时并没有被禁止，只是被提倡和允许表现的内容以及功能作用和从前几乎完全不同了。有不少小年轻人，特别是同学之间或邻居的孩子间，还老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自学、自娱。罗中立他们那晚拉的居然还是小夜曲、小步舞等在那时是被批判和绝对禁止的。幸好能听懂这种音乐的人少之又少。

罗中立和同学们正在自我快乐着，突然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很杂乱的脚步声。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见一群小年轻从楼梯间那道门里冲了出来，一边把手中枪的栓拉得哗哗响，嘴里大叫着“都不准动”。把罗中立和几个同学吓得够呛。

来人中有人很大声、很凶地喝问道，你们是哪一派的？罗中立小心地回答说我们没参加哪一派，就是留校的学生。来人又道，我们听到报告，说你们学校里来了外面的武斗人员，我们过来查看。

你们看见了吗？罗中立等几人赶紧回答说没有没有，一直都只有我们几个在这里。那群人就开始去四下搜找，当然是啥也找不到。这时有一个人放低了些语气，说，既然你们是附中的学生，看来是误会，那算了吧。然后，那伙人相互吵吵着什么，离开了。他们走后好一阵，罗中立惊魂稍定，才突然发现自己刚才拉的小提琴没了踪影。

不用想，肯定是被那伙人中的哪一个偷偷地“顺”走了。一把提琴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第二天一早，罗中立就赶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大哥。大哥急忙去找了在某个造反派组织里有些地位的一个同学，东转西转的关系，最后找到了电技校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一问，才知道那晚来盘问罗中立和同学的，就是电技校在 501仓库的造反派的学生。提琴也的确是被他们中的某人给“顺”走了。第二天，有人把小提琴给罗中立送了回来。

从 1967年初到 1968年 8月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罗中立多数时间都待在学校，或是回沙坪坝父母家里，偶尔也去哪里走走转转。其间他画了一些记事性的速写，包括军代表进校，还有在石桥铺那里，持枪的士兵遵照中央规定设卡收缴造反派的武器等，也画了不多的几张水彩、水粉，临摹了几张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艺术家》杂志上见到的俄罗斯人物画，尺寸都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 1967年罗中立临摹的苏联《艺术家》杂志上发表的这一幅人物画。要提出两点。第一，鉴于曾经的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民口中那时已经变成了差不多是与美帝国主义画等号的“苏修”，当时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的状态，文革运动则更把这种敌对意识推到了一个极致；第二，他临摹的可不是一幅普通的人物画。画面上，一群在水边洗澡的苏联女孩，而且就在画面的视线中心位置，站着一个面向观众、基本上是全裸的年轻女孩。别忘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居然临摹了表现苏修的裸体女孩的画！

我们绝对不会把罗中立所以临摹这幅画归于他是有意且敢与文革唱反调。不过他此时竟然真的临摹了这样一幅画，其出发点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到了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去回想当时的情形时，都还为他捏着一把冷汗。设想，假如当时有个谁谁谁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去“揭发”了他的如此行为，结果如何，我们真的无法断定。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猜测，大概率上，不会再有后来的《父亲》。

还有意思的是，这本《艺术家》杂志是学校红卫兵组织对图书馆采取“破四旧”行动时“抄”出来后，其中一个同学偷偷藏下来的。

1968年春夏，出于多种原因，国家对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一些调整。国家需要正常的经济建设，工人需要生产，农民需要种地，学生需要学习，社会需要有序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始对文革之前进入大学、中专的学生分配工作，大致上是按照学生们的所学专业，把他们分批地分配出去。

1968年夏末，附中也接到了通知，开始为全体在册学生分配工作。

接到学校通知，不管是待在学校的、家里的，或是还在外面闹革命的学生，都先后赶回校来参加分配。毕竟，一份工作意味着改变一个人甚至是全家多个人的命运呵！

虽处多事之秋，虽然学校的管理机构仍在不健全状态，附中这一年的学生分配工作总的说进行得还算平顺。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因为都想争取到一个离重庆较近的名额，出现过一些吵闹。

罗中立完全没有去动过心思想要在离重庆近些的不多的那几个名额里去争得一杯羹。反之，在他的积极要求下，他被“顺利”地分配到了达县地区。

干吗会积极争取去达县？一是之前已在潜意识中生成的与大巴山农民的深厚情感线的牵扯，二是大巴山老区红色革命斗争史还在发出强烈的召唤。罗中立想得最多的还是，可以有机会深入曾经的红区，挖掘当年红军的革命斗争题材。他希望可借以激发出很多灵感，多画出一些反映当年红色革命斗争的好画。说不定，哪天真能从红色题材上走出来呢，他暗暗地对自己说。换句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一腔年轻热血的激励，一种革命精神的感召，把罗中立从重庆“迁徙”到了达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