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方法著名书籍，《书籍秘史》：比毁灭更可怕的是遗忘

□ 杨若冰

记忆的历史，从来都是深渊与拯救并存。书籍诞生于人类对抗遗忘的努力，从声音到文字，从手抄本到图书馆，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每一个进步，不管它多么微小，都会延长记忆的寿命。

今年4月，一本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盛赞，2020年西班牙国家最高文学奖——国家散文奖获奖作品，西班牙女作家伊莲内·巴列霍的《书籍秘史》伴随她所讲述的书籍传奇来到我们身边。在这趟通往思想与知识诞生原初之处的旅程中，我们得以探寻从古至今的人们如何被凝聚在一起，共同守护书籍这座记忆宝藏。

记忆的言说与固定

在口传社会，人类的记忆是脆弱的，其传递只能依赖声音，甚至谈不上保存。为了每一代人的知识、信仰和身份不因遗忘陷入从头再来的窘境，人们发现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有助于记忆，诗歌应运而生。在那个没有书写的年代，吟游诗人是有血有肉的活课本，其身影出现在盛大节日或贵族宴会上。他们讲故事，除了施展故事本身的魅力，也利用一些小技巧，根据现场气氛恰到好处地停顿、制造悬念，在紧要关头戛然而止。口头诗歌孕育着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人类经验以故事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只是，充满活力的声音转瞬即逝，在空气震荡之后什么也没留下，每次都是不可复制的存在，遗忘的威胁令人痛苦。

公元前8世纪，一场温和的革命——字母表——改变了我们与记忆还有过去的关系。写下故事意味着记忆以一定顺序的文字被固定下来，不再改动，人们牺牲其他所有版本选择一个最美的留下，同时使故事免于被破坏和被遗忘。人类的共同记忆因字母表第一次被构建起来。

大约公元前6世纪，在石头、泥土、木头和金属之后，人类的记忆在莎草纸上找到了安身之所。当原本只是让空气震动的词语在一种水生植物的茎上安下身来时，历史上的第一本书诞生了。韦格纳的交互记忆理论认为，如果能记住重要信息储存在哪里，哪怕没有记住记忆本身，我们也是在拓展思维的疆土。书灵活轻便，便于在旅行和冒险时随身携带，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有了书，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往所有知识和所有现存故事的大门，记忆之网撒开后可以覆盖到所有人。

尽管《书籍秘史》的开篇，伊莲内·巴列霍是从亚历山大写起：一群猎书人执行着埃及国王的秘密任务，遍寻世上所有书来建立一座完美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亚历山大所象征的正是人类记忆在精神领域最好的梦想——世界性的文化融合与传承。这座图书馆是一本对所有求知者开放的百科全书，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也没有语言和文字的隔膜，不仅承载过去，也通向未来。

记忆的选择与保护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活动中，各大平台、媒体都评选出了自己的好书榜单。每个月度、季度、年度，书籍也以各种各样的清单形式在我们身边传播着。除此之外，作家们也会被列成清单，古希腊语中就有一个词专门用于指称被收入清单的作者：enkrithentes，意为通过了筛选的人。在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悲剧家名单就已经固定下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现如今，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潜力新秀，也会因登上榜单或获得奖项吸引人们的关注。

从某种方式上讲，选择就是保护。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始终在不断遗失或濒临消失。当时，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传播依赖手抄本，逐字逐句地抄写是一项需要耐心且非常累人的工作，而识字阅读又需要很高的门槛，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另外，书的原材料很容易变质破损——直到现在也是，一把火就能将书变成一缕青烟，遗忘的威胁依然存在。人们只能取舍，选择必要的书，列成单子，就像一个工作计划，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抄写一遍。

公元前3世纪左右，亚历山大图书馆出现了一份目录长达一百二十卷的伟大书目，由现在被视为图书管理员之父的诗人卡里马科斯负责制作。他不仅给作者写简介，调查其个人情况以区分同名作家，并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作品名，还将文学作品分为不同体裁，影响极为深远。如今的图书馆仍在采用按字母表排序和体裁分类归档的方法。

翁贝托·埃科就认为，清单其实是文化的起源，字典就是详尽的清单，所有的汇编都是在为了让无限的知识变得更容易理解。“最好的清单会认可所列项目的重要性，并赋予它们意义；会拥抱世界的细节与独特，以免我们看不到真正珍贵的东西。”当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思考着哪些书是必读的，哪些人物不该被遗忘，哪些诗歌、文章和思想应该传承给下一代，我们这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类才拥有了接触安堤戈涅、俄狄浦斯、美狄亚的权利，才能理解那个拒绝死去的世界，人类的共同记忆也就这样在不厌其烦的选择和清单里被守护至今。

记忆的遮蔽与重塑

选择性地留存记忆，常常也意味着部分记忆的遮蔽。

在书籍成为记忆容器的历史中，它被想象成凶器，是最令人不安的物品。只要书化为灰烬，人们便可以随意捏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重新建立秩序。通常，书籍会遭遇两种形式的掩埋：外部审查与自我惰性——前者还能对后者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然而，造化弄人，狠心的破坏总是会引向巨大的悖论：大众的注意力恰恰会被集中到那些试图隐藏的作品上。塔西佗写道，“下狠手的人只会自取其辱，让受罚的人载誉而归。”当奥维德用颠覆性的文学探索对抗欧洲的道德审查，控制的执念遭遇了第一次失败。当马西娅冒死藏下《编年史》，帝国的禁令弄巧成拙。齐默尔在几乎不认识荷尔德林的情况下，只因为喜欢他写的小说就愿意收留他，书成为两位陌生人之间延续了四十年的牢固纽带。而在斯大林铁腕统治时期，布雷德伯利的反乌托邦小说诞生，安娜·阿赫玛托娃则创作出令人心碎的长诗《安魂曲》。安娜一点点地写，她的十一位朋友一点点地背，为的是即便她遭遇不测，作品也能流传下来。

在历史上，书与记忆总是这样相互救助：文字保住了过去，记忆则保住了被遮蔽的书并重塑之。书的沉默就意味着记忆的沉默。只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书页表明态度，相互反驳，死角才得以察觉，记忆才得以在书的一次又一次的毁灭重生中无限接近着真理。

记忆的延伸与未来

当人类所有经历与经验化为所谓“旧”记忆的同时，人类也永远正在感知、体验与生活，制造着“新”记忆。新记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记忆的消失，书籍的发展也总是新旧并存，就像今天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共存一样，新与旧的关系远比一眼看上去更加复杂。英语单词scroll意指“手写书卷”，今天则用于描述文本在电子设备中上下滚动屏幕，如同在使用古老的卷轴。

博尔赫斯写道：“在人类所有的工具当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其他工具都是身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电话是声音的延伸；犁和剑是手臂的延伸。但书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力与想象力的延伸。”诺兰执导的电影《记忆碎片》也间接道出了书的本质：它们是记忆的延伸。埋头看书意味着人类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平行世界。在默读时，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交谈对象是只有自己才能看见的幽灵。这一刻，思想不再被监察，想象得以尽情舞蹈，记忆可以只在自己的头脑里自由创造，这几乎是超自然的奇迹。

经典作品也常常暗示着记忆的未来。卡尔维诺说，“经典永远有未尽之言”。我们总能发现写于许多个世纪前的文字依然是如今周围世界的真实写照。人类记忆的奇遇表现在“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就像书里记录的各种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源总是与具体的现实关切有着巧妙联系，那些了不起的幸存者们牵起了一根线，上面重复着我们的符号、想法与革命，就像本雅明心中所想的时间观念“永恒的现在”一样，未来竟然可以如此古老。

几千年前的记忆能在那么多个水深火热里躲过无数浩劫留存至今，足以证明书籍值得敬畏。伊莲内试图在《书籍秘史》中记录下的，就是记忆——书籍拯救者们的故事，无论是被遗忘的男人，还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女人，他们经由自身的努力，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触摸千年记忆，让身处未来的我们理解过去，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革命性。

记录与见证永远不是徒劳的。如果没有书，这个世界上所有好的事物都会湮没在遗忘中；如果没有书，人类的过去、此刻和未来将是一片空白，无可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