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记忆多少次才能形成永久记忆，小哲思-人必须有记忆，才会有未来

人们很容易忘记，就像人类的每一次经历一样，倾听也有一段历史。事实上，我们可能已经在遗忘精神分析揭示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偷听我们自己。在分析的邂逅中，对意义的触及是以仔细倾听为标志的，确切地说，是一种回忆。尽管在工具价值文化中，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分析师们仍将注意力视为一种创造性行为。波拉·海曼(Paula Heimann)在早期重振了分析性聆听的历史，通过问“谁在说话?”她进一步问了两个问题，确认了分析经验的深刻互动本质:“病人在跟谁说话?”以及“病人在说什么?为什么是现在?”在基本层面上，克里斯多夫·波拉斯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随着《克里斯多夫·波拉斯读者》的出版，这似乎是一个反思他的努力的合适时机。

读者也不会想到波拉斯那本关于歇斯底里者如何自嘲的书;也就是说，母亲爱婴儿的存在，但却对婴儿的性行为感到排斥。再加上性本身的创伤性，母亲对婴儿性器官的脱心症在这本读者所包含的临床小品中具有特征，但没有歇斯底里中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和微妙的触摸。“此时此地”的移情解释，可能得到了更大的重视。他对个人“习语”的强调，在分析性的相遇中作为无意识沟通的媒介。虽然Bion之后“投影识别”的重新制定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导致了广泛和多样化的临床实践，从Racker和Betty Joseph的工作到Ogden和Grotstein的工作。对于Bollas来说，他已经将反移情经验的建设性或表达性使用扩展到协作性自我反思，在这里，分析师选择性地将他自己的经验提供给病人。

正如这一背景所表明的，在波拉斯的案例中，多元主义(有别于相对主义)的主张来自于一种真正独立和开放的临床思维形式，一种通过承诺自由联想的方法来表达的开放的思想，这是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

因此，一个人会立即投入到精神改变的中心问题中:在读本的不同观点中，人们会遇到这样的想法:进入分析阶段后，一个人“将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改变的对象”，因此，“将永远不会是原来的那个人”，这里结合了临床观察和发展前提。分析有助于定义转换这一信念是基于"婴儿对客体作为转换客体的第一次主观体验"。

波拉斯的贡献的独特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开始，母亲作为主要的经验媒介的想法。通读这些作品，你会发现Bollas一直坚持的观点是主体间环境是变革性成就的条件;正如他所说，“母亲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同样地，在之前未发表的两篇文章的第一篇《性格和形式间》中，他描述了母亲是如何通过她自己的“对存在的无意识的特殊解释”向婴儿传达“生存的核心公理”的。至少，重读这些文章给我的印象是Bollas赞同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和时间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解释;这种“解释”来源于“理解”，因此，先于语言。这表明，未知认知的概念可以与前反思无意识(Stolorow和Atwood)或内隐关系认知(Stern等人)相比较，Bollas自己将内隐关系认知描述为一种更存在性的认知，而不是表征性认知。

Bollas引入了“习惯用语”的概念——“母亲的转变习惯用语”(第6页)——来描述个人的或有特点的生活方式，而正是这些生活方式使婴儿内化。因此，转换客体所转换的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关系。
病人和婴儿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互动过程，而不是客体本身或部分物体，将在从客体的阴影进一步的两章中进行探讨。因此，在“提取式内向”和“常态性疾病”，Bollas详述了主体间关系环境的正常和病理方面。

在这里，分析被描述为产生经验的一种特殊方式，至少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早期的论文对Bion的贡献不亚于对Winnicott的贡献。在本书中，波拉斯描述了创伤发展的精神过程(第60页)，从攻击Bion认为对K(知识)至关重要的连接功能的角度来看。然而，与Bion不同的是，Bollas并不主要关注思考的理论。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目的性的增强，他将梦的范式作为创造性的理论。梦的创造性必要性是波拉斯一般经验叙述的基础。最后以前未发表的论文,梦的智慧,把观点简洁:分析经验对自我的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矩阵形式的梦想与自我的一部分,将物质转换成一种新形式的无意识地继续进行的意思。同样，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意义的创造被内在化为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经验形式(第73页)，它在自我内部构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257页)。现在有可能在一卷书里追溯这一创造性理论的决定性步骤。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分析过程的两个轴(命运驱动)，反思和表达之间的区别;无意识传播概念作为属(精神属)原则的应用;以及对被称为接受无意识现象的未思考的详细阐述(什么是理论?)。在分析技术中，这种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发展发生在客体的阴影和成为一个角色之间(可以说是Bollas最好的收藏)。强调分析者是生成转换的对象。更明确的观点是，分析师和病人“无意识地合作构建精神结构”。在分析过程中，根据病人对他的使用，分析师因此充当了病人“自我体验”扩展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的解释以意义的创造为前提;此外，无意识协作的概念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无意识过程不是为了压制内容而是为了形成内容"。

现在，我们有可能将意义的创造归功于精神分析本身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意义形式这一观点，而无需立即求助于弗洛伊德对自我的剥夺或后弗洛伊德的补偿模式。无意识游戏的自由本身被认为是足够的有意义的经验。

在Bollas看来，历史思维并不是“回溯过去的事实”，而是“创造一种以前不存在的新意义”(第133页)。其要点是，过去的意义是由每一对分析的独特重建，这说明了经验记忆不可还原的复杂性。

从一定的有利位置，你只能看到隧道尽头的黑暗;听着自己应该而不能记住的东西，似乎什么也没有出现，正如爱德华·托马斯所说，除了“一条黑暗、无名、没有尽头的大道”。在描述记忆的异质性时，波拉斯也同样直言不讳:如果历史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历史就是“未思考的已知”继续存在于时间之外，比它的纪念形式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