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记忆书有哪些，一文盘点北大教授推荐过的那些经典书籍，帮你解决书荒困扰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我认为现代新儒家或者自己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救世”、“救人”而“以天下为己任”。当然，如果用儒家思想能做到“救世”、“救人”是再好不过，可是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人心是否可以用儒家思想拯救呢？这点颇可怀疑。但是，儒家思想是否已无用处？我想不是的，它仍有很大用处。它的用处在于儒者可以用以“自救”，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乃在于此。”在《中庸或问》第一章中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皆然。”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有些道理。如果把上面引朱熹《答张敬夫书》的话分为两截：“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这在一个儒者或可以做到；但是否一定能“立大本行达道”，去“救世”、“救人”，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历来儒家都有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要“以天下为己任”，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认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是，我想来想去都觉得儒家对自己要求太多，为什么要对自己提出那么沉重的使命呢？因此，我觉得在今天，儒者或者只须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会有人说，如果世道人心不好，你如何能为自己求得一安身立命处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能如朱子所说，“致中和于一身”，天下之治乱，对我来说并不妨碍自己有个安身立命处，这就看自己如何要求自己了。

历来儒家认为，生死、富贵不是能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到的，而道德学问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到的。现在，我想还可以加上一点，即社会的治乱、兴衰也不是能由儒家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以左右的。从历史上看，我们那么多大儒都“以天下为己任”，都希望靠他们的道德说教而实现一理想的和谐社会。但是，理想的和谐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虽然非常遗憾，而它不仅是事实，且必然如此。所以人们才把孔子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空想家，把孟子视为“愚论”的幻想家。因此，我想我们是不是应为自己找一更切合实际的目标。近期偶然读到潘尼的《安身论》，觉得有一些道理，现抄录两段，请诸君子看看是否可取：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

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

上引两段，或者有人也认为它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子。我想，也不能说全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不作那样的理解，而只是作“求自家一个安身立命处”来解释。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至于“世道”、“人心”那是很难管的。对“世道”、“人心”，我们虽然管不了；但是这个“世”，这个“人群”又少不了你，因为从整个现代社会说，作为“士”的儒者是进不了中心的，而很可能越来越“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做儒者，我想那就只能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就可以了。

此短文虽是有感而发，但或为“真言”。

原刊于台湾《鹅湖》，1992（12）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是宋朝理学家程颐说的两句话，后来朱熹在晚年对这两句话做了重要的发挥。前面一句话说的是德性修养问题，后面一句话说的是学问取得问题。道德修养应该是恭恭敬敬，诚心诚意的；而学问应该是日积月累，不断地取得知识。在儒家看来，道德和学问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所以朱熹在《与孙敬甫书》中说：“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之两轮，如鸟之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我们知道，儒家学者认为“生死”、“富贵”不应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道德和学问的提高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里孔子也是把道德和学问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不修养道德，不渴求学问，是他最为忧虑的。因此，“为学”与“为道”应是统一的过程。程子说：“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有深刻的认识是要从“为学”入手，而要达到对宇宙人生有完整的体悟，那就要以诚敬为根本了。这就是说，儒家的“为学”是为了“为道”，即为了实现其理想的人生境界。

人总是应对社会尽他应尽的责任，应有一种使命感。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恒而不朽。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唯圣贤乎！”这就是说，“为学”、“为道”的圣贤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人，只在于他们生前能在道德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看来，儒家非常重视个人道德学问的提高，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高尚的社会理想和完美的人生境界要靠人的“修德进学”来使它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努力提高道德学问，“道”并不能使人高尚完美。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说明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看，“道德”和“学问”是不能分开的，这点应对我们有所启示。“学问”再高，如果不注重道德修养，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榜样。今天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在努力“进学”的基础上更应该注意把道德的修养和学问的提高统一起来，这样才可以无愧于天地之间。

原刊于《今晚报》，1997-06-17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谈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之路径

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这部书更加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治好“家”、“国”、“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和谐社会。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要能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做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就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为人行事要益于社会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个人通过道德修养，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实践“立大体行达道”的大事业。这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了。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乃在于此。”儒家认为，找一“安身立命”处，对自己的身心内外之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皆然。”

如果自我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身心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我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无论治世、乱世，自己都应修德敬业，这样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尽伦尽职，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很安宁的，所以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话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

儒家一向都非常着重“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要对自己有个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这样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于那些有碍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外在影响，应该排除。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应该是人们努力去追求的，这样自己才可以有个“安身立命”处，其身心内外自然和谐了。然而追求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我们温习阐发孔子儒家的思想，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意义的资源，无疑是重要的。但古来圣贤的思想、理念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也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它只能给我们些思考的路子，启发我们去用这些思想资源，在给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要求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中华民族是已有长达五千多年之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而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原刊于《调查与研究》，2007（1）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

最近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会举办了“97学术文化节”，是一次推动读书的活动。应青年学生之邀，让我在会上讲几句话。我看到他们向全校同学发出的“读书倡议书”中引用了一句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觉得用这句话激励同学读书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使之成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时代，如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当然可以“成一家之言”。但到20世纪，特别是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也许要“成一家之言”就不够了。因为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而不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大概就难以“成一家之言”。季羡林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近现代同以前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俞曲园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师徒二人身上体现了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术发展的一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古今，但章太炎在熔铸古今之外，又能会通中西。”如果说，20世纪初必须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才能在学术文化上有所成就，那么今天到了20世纪末更应该如此了。

如果说，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而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有成就的大学者往往都是集三者于一身，孔孟老庄如此，程朱陆王也是如此。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大体上就是哲学方面的问题；“通古今之变”应是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史记》本身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看，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要研究“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宇宙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例如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学问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汉朝的扬雄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人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他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邵雍说得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不仅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而且是一种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他们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通古今之变”当然是历史学的问题。“历史”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事实的历史，一是叙述的历史。前者重在把历史事件弄清楚，所以考证非常重要；后者则进一步要对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所以历史观非常重要。而中国传统“史学”除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同样非常注意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对历史事件有所褒贬，这是为了“以史为鉴”。如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在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更明确，是要“断之以正邪，要之于治忽”，让皇帝有所借鉴。所以我想，“史学”不仅是描述历史事实，而且要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对春秋那一段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大概在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史学大师要有其对历史事件所作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即要分“正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的，那么就有什么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好处，什么没有好处的问题，这就是“善恶”问题。因此，我有一个不一定站得住脚的看法，如果说“哲学”是研究“真”（宇宙人生的真），“文学”是研究“美”（宇宙人生的美），那么“史学”是否可以说是研究“善”（人类社会的善）的。我国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研究真美善的学问，而在中国传统中，这三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

今天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当然不能只限于我们自己国家的，而且必须学习和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文化。罗素在1922年出访中国回国以后，写了一篇短文《中西文明的对比》，其中有一段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老师的。处在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之交，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应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或将会出现个一体多元的人类生活状态，它将是一个东西文化会合的世纪。如果我们要想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就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还要“会东西之学”。

原刊于《人民政协报》，1998-03-23

哲学要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面对21世纪，哲学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我想，它必须面对当前人类所遇到的共同问题。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答。

我们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世界文化发展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这就是世界文化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哲学是文化的核心，自然就更为集中地体现这样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个国家、民族虽然有其各自存在的特殊问题，但是又同样都面对当前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因此，如果在发展自身民族文化和哲学时，不考虑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它的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将会游离于世界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大潮之外。当然，一个民族要对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同样也不能不充分关注其民族文化与哲学的特点，否则它也不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特殊的贡献。

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人类要共存就必须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求得共同发展。我们的哲学应该对和平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新的论证，去年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过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在他看来，新世纪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侧重在意识形态和经济，而文化将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主要是发生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过照我看，亨廷顿对21世纪文化的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和人类的发展前景以及人们预想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总趋势是以对抗为主还是以互相吸收而走向沟通为主？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不是因文化的原因而对抗，而恰恰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逐渐接近起来。从历史上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吸收是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当然21世纪将更是如此。

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必须是和平共处，这就要求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要“发展”就必须涉及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这就是要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念无疑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包含有四个方面，即“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自然本身的和谐”。这一“和谐”观念对于“和平与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今我们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中国哲学中的这些有深远意义的思想给以新的诠释，使它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85周年系庆的致辞摘要，原刊于《工人日报》，1994-11-09

超越旧我，开拓新我——写在《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

我们大家相聚《文明》杂志，共同讨论关于文明的话题，同时也一起来祝贺《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

21世纪是个非同寻常的世纪。伴随这个新世纪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文明对话的新阶段。而就在这个世纪初，《文明》杂志创刊了。我们中国文化很注重“时”，比如《周易》里有“与时偕行”，孔子讲“使民以时”，等等。这个“时”就是当下的各种客观因素。《文明》杂志的创刊就很符合“时”，这个“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认识、重新估价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与价值，重新认识、重新估价我们人类在创造与推进文明过程中的得与失、成与败。所以我想，不能小看了一本《文明》杂志，这个杂志在新世纪里提出了一个大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文明”，是需要全人类都来思考的话题。

我想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第一，文明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对文明的理解再放宽一些，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还远不止五千年。人类从自然地采集、狩猎到能动自觉地耕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熟食的普及不仅增强了人的体质，更促进了大脑的发达。如果以这个标准理解文明，那文明的历史大致已有七八千年了。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钻燧取火进而把食物加工制熟，并逐渐形成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对于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儒家是把它作为“礼”来看待的。“礼”的作用就是把文化或文明凝结为一种具体的形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不断地超越着旧我，不断地开拓出新我，因而也就不断地改善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不断地改善着文明的具体形式。

而我们通常所讲的文明含义要狭窄些，其更多的是指人类的思想成果，是人对自然、社会、人本身的认识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是带有普世指导意义的精神财富。可见，文明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话题。

第二，什么是中华文明？刚才说了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可就带有普世意义的精神财富而言，中华文明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就要从先秦说起。我们都说上古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发端，那么三代文明体现在哪里？要以文字典籍为依据的话，就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文献是记载或者说代表我们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六部经典，具有极高和恒久的价值。我认为至少现在，这些经典仍然是我们的财富。这些经典的内容，我想用一句庄子的话简单概括，即：“《书》以道事，《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以说“六经”涉及了自然、社会、人等多种领域的内容，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六经”之后就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诸子百家主要是指春秋末到秦之间几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杰出成果的多位思想家。所谓百家，其实主要是六家，或者说“九流十家”。六家是西汉史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首先提出来的，九流十家是在司马谈稍后一些的刘歆提出的。六家就是指儒、墨、道、法、名、阴阳；九流十家就是在这六家后面加上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诸子的思想是在“六经”的基础上作出了具有极高价值的阐发和创造。

可以说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体系和框架，对后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值得思考的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思想家？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了一个“轴心期”理论。他认为人类文化不仅只有一个古希腊，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也出现了与古希腊文明具有同样高度的人类文明。在几个不同地域出现同样伟大的思想，他把这个现象称为“轴心期”。这个理论打破了人类文明唯有西方主宰的固有认识，很准确，也很有意义。

当然，中华文明除了先秦思想，还包括历代思想家的著述学说。比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等等，都很有价值。所以我想，中华文明是以先秦典籍及思想为基础，不断发展和形成的一个体系。

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我想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和谐”。为什么是“和谐”？因为我们历代的思想家始终在研究这个问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周易·乾·彖》中讲“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的“太和”就是最高境界的和谐。还有，《尚书》说尧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人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个“协和”就是和谐。可见在我们最早的两部经典里已经系统、高度地认识到了和谐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体系几千年没有断裂，始终在传承和发展，这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文化骄傲自豪，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很好地学习吸收，更好地传承和传播，让我们的文化为更多的人提供精神营养。

第三，在当今时代如何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从人类大的文明划分上看，现在常说东西方文明，东方主要是中国，因为古印度文明已经断裂甚至消亡了近千年了。但要细一些划分，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原来西方人认为人类文化只是西方有，但这个说法越来越显得褊狭和错误。不能因为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达，便认为其思想文明就是唯一的了。我们承认西方文明，承认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发展进步，但我们的文明同样伟大，同样给社会进步提供了深厚的资源。今天的西方人也在重新思考和评价我们的文明。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我们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的宣言里写进了儒家伦理，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底线伦理，普适伦理。其他的宗教伦理都不能被他们相互接受，只有孔子的这句话是人类道德黄金律。

我们传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绝不能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尤其是现在，人类如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和排斥别人优秀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吸收、融合是明智的，也是让这些优秀文明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提供滋养，并且长久延续下去所必需的。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的对比》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上其他民族文明的影响，同样，世界文明的进步也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

文明是人类的标志，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下去的营养。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创造了人类。这样看来，《文明》杂志很了不起，《文明》杂志不仅以“文明”冠名，而且传播弘扬文明。费孝通先生关于文明的话题有句话，我想把这句话借来送给《文明》杂志并通过你们告诉《文明》杂志的广大读者，这句话就是我们对待人类不同文明的态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原刊于《文明》，2006（12）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超越

当前，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把这个话题再一次引向了高潮。

（一）在“新轴心时代”，应以新的视角建立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和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是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末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问题，并被它重燃火焰。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500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因此，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超越：中华文化如何恰当定位。

一百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处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处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呈现一个文化多元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

展望21世纪，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不同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说，无论中外，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大概都不可能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思想家。可以预见，21世纪的哲学也许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世纪。

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此“一元”中实又包含着“多元”。在这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人们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在21世纪如果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求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大概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社会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求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许能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提出“仁学”理论，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对于人们的和谐相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

道家创始者老子的“无为”思想，或者从另一个方面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可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这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给它以新的诠释，使之适应今日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天人二分”没有关系。

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21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我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全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哲学思维模式正因其与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同而可贡献于人类社会。

当然，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因此，我们必须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适当的解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

原刊于《人民论坛》，2008（16）

国学教育和东西方文明

加强国学教育，背背《三字经》、《弟子规》，自然有好处，问题是怎样在很多课程里，把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贯穿进去，而不是单独列出来而已。比如在历史、地理、语文课程里如何体现出来？通过这些课程，应该贯穿一个思想，就是如何培养出色的后代。教育学生，从书本中、课堂上学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是教师本身的人格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言行把优秀文化的精神体现出来才行，如果师者没有这种精神，如何去教学生？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赞扬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说的都一种文化精神。居住在陋巷，颜回也能做到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依然坚持做他的学问。晋朝的潘尼写过一篇《安身论》，也是论述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不忘“崇德”。

教育改革，只是形式上改革，没有用。当然另立一门“国学”的课程，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改变学风，改变当前的社会风气，不把人文精神丢掉，不要只重视工具理性。还有我不大同意一个想法，提倡国学，认为中国学问可以解决世界一切问题，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觉得都不能成立。当今的世界是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过去“西方中心论”已经错误了，现在“东方中心论”，不是重复错误吗？所以我不大想用实力、崛起等等词汇来讲文化问题。大家都在平等互助中间发展，不是更好吗？西风没有压倒东风，也不可能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有一些它的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像杜维明先生他们有些解释我不是很同意。比方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当时那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有这种问题存在，你不能掩饰它。还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也不必为它做过多的辩解。不是儒学的每一个说法都是好的。“三纲六纪”并不好，有些学者把所有问题都解释为好的。杜维明先生也把“三纲六纪”解释为好的，但1994年，他认为“三纲”是不太好的，“五常”可以，这个我认为有道理，仁义礼智信，可以有新的解释。当然现在又有新的想法，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主张在弘扬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西方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而且西方文化也正在发生变化。后现代性的出现，在纠正现代性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后现代某些思想，可能和前现代相通。比如我们前现代的“天人合一”与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是一共同生命体”的思想，可以有相通之处。因此，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这本书里面说，在科学、科学方法上，一代比一代人前进，但有些哲学思想，后面的人，不一定能超过前人。从西方看，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有些还是柏拉图提出的问题，中国也一样，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是孔子提出的问题。譬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如，“何以聚人？曰财”。孟子讲的“人之为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等思想，都是可以进一步发挥的。应看到古人思想资源很丰富，但我们要给以现代的诠释，以合乎现代的发展的要求。

原刊于《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

读书本该会意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甚解。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也还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因为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言，三万言。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如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官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有个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人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是对《论语》或《道德经》是“甚解”了呢？没有吧？！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我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我对“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给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新解，认为这三句话是孔子说他自己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话吗？没有，但我从孔子的话中“会意”出一种新意来，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如此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原收入《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我最喜爱的书

我读的书不算少，喜爱的书也很多，要选出十本最喜爱的书却不容易。现在我试试先选出五本“我最喜爱的书”，并且说说我之所以喜爱这几本书的道理。这样是否对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对此我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下面说的都是真心话。

第一本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论语》的版本很多，不需要我介绍）。每个人都应有个做人的道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不修养道德，不研习学问，听到合乎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自己有了错误而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我认为，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修德进学”应是最要紧的，孔子认为，“死生”和“富贵”不应是他追求的目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和学问才是他追求的目标。一部《论语》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学什么？学如何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学做人，在孔子看就是实现“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做到爱别人并不容易，这要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这样就得有一种“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我想，达到这种境界是极不容易的，只能以此自勉，“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第二本是庄周的《庄子》（《庄子》的版本也很多，也不需我来介绍）。我特别喜欢读《庄子》书的第一篇《逍遥游》。对“逍遥游”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也许庄子以“无待”为“逍遥”，注《庄子》的郭象以“适性”为“逍遥”，而我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为“逍遥”。“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无论哲学、文学、科技等等，就失去了创造的动力。如何得到这种创造的自由？庄子认为，必须抛弃那些对自己身心内外的种种束缚，使自己能“自由思考”，“自由发挥”创造力，这样就必须要有一种“无我”（或者说“忘我”）的精神。人之所以常常陷入自缚之困境而不能自拔，就在于对“小我”的执着，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择手段地争夺个人权力和金钱，为私利所缠身。这样在精神上还能得到自由吗？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哪还会有为人类作出真正贡献的创造力呢？照我看，人甚至也不应刻意追求什么“名利”之类，为自己树碑立传更近于无聊，这些都是对“小我”有所执着。也许还是凭良心，按道理，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好些。自己创造性地、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做人、做事为好，努力摆脱“小我”，进入“无我”的境界。使自己升华到“逍遥游”的境地，这样也许创造力就会像无穷无尽的泉水一样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与“大我”融为一体了。

第三本书是《陶渊明集》（《陶渊明集》的版本同样很多，也不必介绍了）。你真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我不能。你真能“归园田居”吗？我不能。你真能做个北窗下卧的“羲皇上人”吗？我不能。但我能读《陶渊明集》，我爱读《陶渊明集》，我能从中得到启示，得到愉悦，得到解放，得到升华，得到自由自在。陶渊明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形影神赠答诗》，而其中我最喜爱的是最后那几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在天地之间，你不要天天为你自己的事忧心忡忡，怕这怕那。海那么阔，天那么空；你应尽的责任，你就自自然然地尽伦尽职吧，不要老去计较你可以得到多少回报！如果这样活着，不是更好、更美、更真实吗？人活着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些损人利己的“争名夺利”吗？我们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每天讲那些看起来“高尚”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真正相信的空话大话吗？难道就是为了说一套做一套，来骗人吗？我们还是像陶渊明那样真实一点好。

第四本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我是50年代初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表现出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直到今日我每每想到或读到它心情都非常激动，又非常沉重。伏契克于1943年在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了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它中间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时就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我每次读到这里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

第五本书是我和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艾克沙维·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合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在法国出版的书名为LaMort，Desclée de Brouwer，1999）。我无意吹捧自己的书，既然是要我写“我最喜爱的书”，那我真的喜爱《生死》这本书，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伟大等等。我深感当前人类社会（当然包括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多，存在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精神空虚和种种虚伪奸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大概人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大概是和人们对“生死”、“苦乐”的看法不无关系吧！有许多人活着只想毫不付出地享受，甚至害国害民地夺取。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追求“长生”之类而巧取豪夺，过着腐朽的生活，这样活着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样是最大的快乐，最不痛苦的生活。他们的追求和企望与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真正的圣贤的格调相差多远呀！我在《生死》一书中的“超越生死观念和途径”一节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儒、道、释的真圣贤与上面说到的那些全然堕落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苦乐观、生死观，我以为：儒家的苦乐观、生死观是“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实现）；道家的是“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在当今之世，我们没有必要做儒、道、释的圣徒，但我们都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应有为爱人类而生、爱人类而死的生死观。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2000年12月26日

原收入《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向青年推荐三本书

我已八十多岁，以教书为业，读过的书自然不少，大概不会少于几千种吧！值得推荐给青年朋友的书少说也有几百种。现我选出三本推荐给年轻朋友。这三本书对我一生都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书，年轻朋友或可一读。

（一）《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是1947年在我刚入大学时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的开头罗曼·罗兰引用了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讲的一段话：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的一生确实向我们展现，他是一位有着一颗“为了善良而受苦的伟大心灵”的人。由于我自身的素质和性格，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不能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能是一个“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更不能说是敢于“担当患难”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贝多芬在维也纳市政府讲的这段话。正如《诗·小雅·车辖》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如陶渊明所说：“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我总是时时刻刻在努力着，反省着，自责着，改过着，这就是生活。在今天，有志气的年轻朋友比我们这一代幸运，可能有条件像贝多芬那样，成为能“担当患难”的“行为善良而高尚的人”。但是，你们还得和我们一样，要努力着，反省着，自责着，改过着，勇敢地担当大任，这将也会是你们的生活。

（二）《绞刑架下的报告》，我想现在很少有年轻朋友读过它，甚至可以说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狱中写的。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当了团干部，我真情地欢呼中国人民的解放，真心地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会由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亲手实现。正巧，一位比我小的团干部向我推荐这本《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晚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深深地为书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承受苦难的勇气，对所献身的理想事业的忠贞所感动了。这本书，在我一生中，一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背诵其中使我热泪盈眶的一段：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幸福，而有的人却为他人的幸福在脖子被套在绞刑架上的时候，为我们写下“我爱生活”，“我爱你们”，“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的遗言。他们的“爱”是大写的“爱”，是无私的“爱”，是对人类之“爱”。每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似乎精神有了一个升华，似乎有了一个爱人类的信念。我想，现在虽非革命的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记住伏契克这位临刑前的同志的遗言，“我爱你们，人们”。让我们的社会多有一点“爱”，少有一点“恨”吧！亲爱的年轻朋友们，热爱生活，关爱他人，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你们将会是幸福的。

（三）《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它包含着许多至理名言的人生哲理，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我从小就喜欢读《论语》，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了解它的价值，越来越领会它的真精神——“仁者，爱人”。虽然我不能从头到尾背诵全书，但其中许多章节还是能背出的。《论语》中有一段话，我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而且常向各类学生讲说。孔子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有个做人的道理。人的一生要时时刻刻修养自己的道德，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要不断地学习，以增进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才可以真正有为社会服务的本领；听到合乎道义的话，要跟着做，这样才会在实践中为社会作出贡献；人免不了会犯错误，有了错误必须勇于改正，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一个人能这样，他就是一位“仁者”，他就有了安身立命处，而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了。读《论语》是一辈子的事，它有益于你一生。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读书”的目的是要自己受用，是要你自己去领会，是要把那些做人的道理实践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某一时刻读一本好书，你读了之后会终身受用无穷，这是一个机缘。希望亲爱的年轻朋友们在书海中学会游泳，去领略人生中的真、善、美吧！

写于八十二岁，己丑中秋节

原刊于《博览群书》，2009（12）

书中自有大智慧

中国出版集团自2004年至今已出版了四辑《中国文库》，其中第四辑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推出的特辑，主要收选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大陆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我认为，这是一件有益于社会的大好事。

出版社为什么要出书？人们为什么要读书？我想，读书决不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了，而是“书中自有大智慧”。“书”是什么？“书”是前人或当代人生活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人们取得智慧的源泉。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一代一代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等等把他们的思考、感情凝结在他们的书中。一本能启迪人们的好书，有时对他人来说一生受用无穷。真正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著书立说都是抱着一种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写书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罗曼·罗兰为什么写《贝多芬传》，他在该书的“序”中说：“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实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中外的大师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他们的大智慧。一本好书给我们的“智慧”，如同天降给人的甘露，如同地涌出的清泉，我们必须去珍惜，不断从其中吸收营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创造，包含大智慧的“书”就是自由创造的产品。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编辑出版“丛书”的优良传统，如《汉魏丛书》、《平津馆丛书》等等；近百年来也有出版各种“文库”的举措，如《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等。各种“丛书”、“文库”往往都各有其特有的价值。我认为，《中国文库》的特点也许是它选择百年来的“精品”，每两年出一辑，而且要不断地出下去，以便把这期间的“精品”选出以贡献于社会。选书编入“文库”也是一门大学问。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从所选书中看到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四辑《中国文库》应说是尽了力的，它会流传下去。为此，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的各位专家致以深深的敬意。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国文库》所收书的六类之外，是否可以增加“翻译”一类。我认为如傅雷翻译的《贝多芬传》、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似可选入，因为好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

2010年春

本文为《中国文库》第四辑出版而写

可贵的是要有奉献精神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也是我的家，在我生活的近八十五年中有七十五年住在北京，这就是说我是北京的老市民，我爱北京。现在我们北京市民提出把“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作为北京精神，将对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产生重大的意义。“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北京人提出的相互联系的核心价值体系，它体现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爱国”是对我们每一位北京公民为人行事的根本要求。什么是“爱国”？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具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我国有五千年传统的历史文化，爱祖国山河大地的一草一木，爱我们的亲朋好友，爱我们的左邻右舍，爱护为北京市老百姓真诚服务的各级政府公务员，爱护自己的荣誉，如此等等，都是我们“爱国”应有的内容。还有，我们每个北京公民都应是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模范，这样才能体现出“北京价值”，“爱国”才真正得以落实。作为一名本职工作的模范，他才能为北京创造新的价值。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传承创新”意义深远，因为我们只有在传承北京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良传统中才能“创新”，只有心中有祖国才能真正地为它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因此，“创新”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之上的。

“创新”必须有“包容”精神，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有容乃大”。每一个人的知识、经验都是有局限的，不管你是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还是有成就的企业家，都应虚心地听取各种意见，并且敢于改正错误，有这样的包容胸怀的人才能不断取得新知识，才能有新的发明和创造，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包容”是一种品德，这种品德是要在不断积累的生活实践中养成的。因此，修养德性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高尚的北京人定能克服私利，而把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和智慧奉献给北京的建设。如果我们北京市的市民，无论是官员、学者、企业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具有为北京作出无私奉献的精神，那么北京市将成为人人喜爱的文明城市。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一相互联系的系列，有高尚深厚品德的人都能包容一切；有包容精神的人定能吸收他人的长处，而不断丰富自己；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并能见之于实践的人，才能真正为北京市作出新的贡献；能为北京市作出新贡献的人，才可以说把“爱国”落到实处。

2011年10月20日

原收入《北京大学学者论北京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真人”废名

道家、道教书中都有所谓的“真人”，我这里说的“真人”和道家、道教书中讲的“真人”不相干。道家、道教书中的“真人”都是虚构的、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假人”，而废名这位“真人”是“真诚的人”，是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在生活中已逝去的真实的人。

废名是我的老师，我直呼其名，在中国传统上说，似乎有点不敬，我应该称他“冯文炳老师”，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只能用“废名”来称呼我的这位老师，因为“废名”多么能表现我这位老师是一位“真诚的人”，是一位有“真性情的人”呀！

废名教我们大一国文，上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开头他就说：“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我们这些新入大学的学生，一时愕然。我当时想：“是不是废名先生自己变成了‘狂人’？”废名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后来渐渐有所悟，有时作家写的人物的内涵，会被高明的解读者深化。我想，一定有不少研究鲁迅《狂人日记》的学者、作家认为自己对这篇短篇小说了解得如何如何深刻，甚至比鲁迅自己更深刻，但他们大概不会在课堂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只有废名会这样，因为他是“真人”，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难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他说：“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难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当时，我也觉得“日头争不入”写得真妙。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废名当时说这段话时的神态，他那么得意，那么自信，那么喜悦，这就是废名，一位天下难得的“真性情人”。

1947年北京大学的大一国文课，是每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作文，交给老师，由老师批改，在批改后要在课堂上发回给每位同学，并且要讲评，自然废名是批改我们这一班的作文。有次发文，在发了几个人的文章并说了他的评语之后，当他发到我的文章时，他说：你的文章像下雨的雨点，东一点西一点乱七八糟。我一时很窘。当他发给一位女同学的文章时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真像我的文章。当时我很羡慕。下课后，我看看废名在我文章上写的批语：有个别句子不错，整篇没有章法，东一点西一点。我自己看看也真是这样。特别是，废名说“好文章”就像他的文章一样，这大概也只有“真性情”的人才会在课堂上众多同学面前说吧！

我很喜欢废名的诗，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再没有机会读他的诗。我只记得，我读过的一首废名的诗《十二月十九日夜》，但是否记得准确，已经没有把握了。近日想起，就请朋友帮我找找这首诗，谢谢这位朋友，他帮我找到了，现抄在下面：

十二月十九日夜（收于废名诗集《水边》）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日的声音。

我记得，在1947年我读这首诗，我就喜欢了它。为什么？说不清，是韵律，是哲理，是空灵，是实感，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总之说不清。可是这首诗也许是我至今唯一依稀记忆的一首现代诗。我有一个感觉，废名是不是想在一首诗中把他喜爱的都一一收入呢？“灯”、“海”、“花”、“梦”、“镜子”、“思想”、“美人”、“家”、“日”、“月”、“炉火”、“树影”、“声音”等等，如何由诗句把这些联系起来，这真要有一种本领，废名的本领就在他的眼睛和耳朵和心灵。你看，他开始用“灯”，结尾用“声音”，中间用“思想是一个美人”联系起来。我有另外一个感觉，这首诗表现废名的思想在自由地跳跃，无拘无束，信手拈来，“情景一合，自成妙语”。这是“真人”的境界，“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我爱这首诗，一直爱到今天。

1949年后，大概是在1951年或1952年吧！有一天，我忽然看到一篇刊登在报纸（或杂志）上的废名的文章：《一个中国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的喜悦》，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当时读这文章的情境，我却有清楚的记忆：当时我为他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喜悦”而喜悦了，因为我又一次感到废名是一位“真人”，他的文章表现着他的“真性情”。废名的“喜悦”是真情的流露，无丝毫1949年后流行的大话、假话、空话，完全无应景义。今天我仔细想想，也许废名真有慧眼，他看到中国如果真的按照“新民主主义”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一个中国人的“喜悦”，而且是所有中国人的喜悦了。可是我们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来建国，回忆起我当时因废名的“喜悦”而喜悦，而现在却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如今废名先生于地下，他会怎么想？！

说个故事，作为这篇短文结束吧！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想，只有“真人”、有“真性情”的人才会作出这种有童心的真事来。

原刊于《万象》，2002（9）

悼念周一良先生

照中国文化书院的惯例，我们的导师八十岁、八十五岁、八十八岁（即米寿）和九十岁以上时，总要为他们开一个盛大的祝寿会。今年正好是周一良先生的“米寿”，中国文化书院于9月16日在友谊宾馆的聚福园举办周先生的祝寿宴。周先生患帕金森病已多年，不大能起床，我们原估计他不一定能来参加宴会，先期给他送去了蛋糕和鲜花，表示我们大家对他的衷心祝贺。想不到那天周先生竟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女儿和女婿陪同，艰难地前来了，足见他对相处十数年的书院老友的眷念和对书院的情谊之深。

周先生的不期而至，使我们的宴会厅顿时欢腾起来。可惜他刚刚拔牙，什么也不能吃，我们特别让厨师为他做了一些稀饭，由他女儿一口一口喂他。书院各位导师和来宾都前来向周先生祝寿，愿他早日康复。宴会长达两小时，周先生一直等到宴会结束才离去。

9月18日，我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本想临行前再去看看周先生，但诸事丛集，终于未能成行。10月23日，突然接到范达人同志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说一良先生已于当日凌晨与世长辞。第二天，又接到我女儿从新泽西来电，告诉我周先生病逝。这对我来说确实十分意外。记得今年7月我去看周先生时，他还坐在椅子上，一边从电视中看清华校庆盛况，一边吃着炸土豆片，并让我也吃。看来他精神很不错，还神采奕奕地谈起他的写作计划。现在，周先生离开了我们，想起来，我没有在临行前去看他，已成为我一生中难于弥补的一大憾事。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并不太多，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往往在每年春节前后会去看看他，只能说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但有时也会去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加以指导或者让我去查看什么书。我虽然没有上过周先生的课，但他的著作我是用心读的。他对我所提的问题的指导，我也一向十分重视。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周先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在我和周先生的交往中，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是他写了那本自传性的《毕竟是书生》。这本书他先给我看了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曾提到“梁效”那一部分也许会引起不同的议论，他说，“我也只能这样写了。事实上，我没有什么要求于江青，而是江青有求于我呀！”他又说：“这段历史是我们这样的书生搞不清的。”后来，《毕竟是书生》出版，虽然有一些好评，但也有一些恶评，他都泰然处之。有一次，又谈到这本书，他说：“有些话是我没有说出的”，我问他是什么话，他说：“这本书题为‘毕竟是书生’没有说全，似乎应题为‘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我们自责是应该的，但历史还是历史。”到底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第二件事是在一良夫人去世之后，我去看他，表示慰问。周先生对我说，他已和邓懿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相依为命，现在，邓懿先走了，形单影只，心灵的寂寞只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我听了，心里也十分惨然。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写他和邓懿一起生活的回忆录。他又说，“这几十年我们能这样地相互支持和了解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欣慰了”。再一次我去时，他告诉我那本回忆录已经完成，但要再加加工，因此也没有给我看。后来，为要出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我请他为论文集写个序，在序中他又一次提到几十年来他和邓懿生活在一起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周先生无疑是一位难得的、有真情的老学者，在这方面亦可成为后人的楷模罢。在那痛苦的20世纪后半叶的非常时期，得一始终相互理解而相爱的生活旅伴，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呵。

第三件事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的文章，曾在庆祝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该文是要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章除引用了《左传》中晏婴对齐侯的一段话和《国语·郑语》史伯答桓公的一段话外，还引用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立意很好，引用《左传》、《国语》两段很切题。但孔子的话是否解释得合乎原意，可以再研究，我看多做一点说明更好”。后来我查了各种对孔子“和而不同”的解释，觉得周先生提得很有道理，我应该多做点说明，并且强调这是借用而作的一种新解。就此，我深深体会到周先生做学问之严谨，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

说到周一良先生的学问，无论他的同辈或我们这些晚辈都是十分佩服的。读他的书文，甚至札记，都会感到他学问的渊博和严谨。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每一论断都可成为定论或给人们指出了可以继续研究的方面。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能仁与仁祠》就被他的精细考证与合理说明所折服，再读他的《读十一史札记》，条条都有启发。无怪乎学界都认为一良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大师，寅恪先生的最有成就的后继者。

周一良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文化书院又失去了一位极可尊敬的导师。

2001年10月24日

于美国加州

原刊于香港《大公报》，2001-11-08

冯友兰先生《新原人》的“四种境界说”

冯友兰在他的《新原人》中把人的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们可以说，人之忧的不同往往和他的境界的不同相关联。冯友兰说：“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我看，此境界的人是处于一种顺其本能的状态，所追求的是“食”与“色”，“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如果这种原始人得到“食色”的满足，他们就可以“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如果得不到“食色”的满足则不乐而忧。自然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本能的，是不自觉的，如《庄子·马蹄》中所说：“其行填填，其视颠颠。”（他的行为笨拙，心智迟钝。）“功利境界的特征：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例如：追求金钱、权力，计较个人的得失、利害等等，这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名于朝，求利于市”，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他可以是“不愿天下人负我，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人是有自觉的，他们的行为是有个人某种目的的。这种人如果得不到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利益而“忧心忡忡”。这也是一种“忧”。上面所说的两种“忧”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的“忧”。

冯友兰说：“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中国哲学中常有“义利之辨”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董仲舒对此概括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谊者，合谊，合乎道义也；道者，合理，合乎原则也。可见儒家追求的是一种道义、原则和理想，而且他们要求把他们的理想实现于现实之中。孔子追求的是“天下有道”的社会，孟子追求的是“得仁政”的社会，所以他们的行为不是为“私利”，而是为“公义”。而且孔子认为他自己是可以为社会理想牺牲生命的人，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如果他们的社会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或者是隐退而不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或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伦尽职。孔、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有“忧”，这是对天下国家的“忧患意识”。“忧患”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早见于《诗经》，如：“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这里的“忧心”和“心忧”都是一种对天下国家的“忧患意识”。《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后中国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种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大都可以说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处于道德境界的人能否从他们的“忧患”中解脱出来呢？

冯友兰说：“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之全，人必于知宇宙之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挥，始能尽性。”我认为“尽性”两字很重要。人如何才能“尽性”？这不但要超越世俗的一切限制，而且要超越“自我”的一切限制。要超越世俗和“自我”，就是庄子所说的要达到“坐忘”才有可能。“坐忘”正是要“无我”而存“真我”。在《庄子》书中处处流露出他对失去“真我”的忧虑。照庄子看，人之所以失去其“真性”全在于不能“返朴归真”，去追求那些外在于人的东西而失去“自然之性”。《庄子·渔父》中说：“真者所以受之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圣人能效法天然，珍重“真性”。人如果要保持其自然之真性，就必须超越是非、善恶、美丑、生死等等的对立。然而人往往不能超越这些对立而陷入忧虑之中。如《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在《齐物论》中，庄子认为由于立场的不同，因而对是非的看法也就不同，像儒、墨两家争个高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德充符》中讨论到生死问题，老子批评孔子，说孔子不了解生死是一致的，应该解除孔子被生死观念的束缚。庄子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看法，正是由于他对宇宙人生所抱有的深刻的忧虑所致。他认为，像世俗人那样把是非、善恶、美丑、生死等等看成是对立的，而这些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无法解决，只能陷入忧虑之中。只有超越这些对立，自己解除这些世俗观念的束缚，超越“自我”，达到“无我”的境界，才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而可返朴归真。我们可以从《庄子》书中对“真人”的描述，来看庄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大宗师》中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所谓“真人”就是能自觉地超越对待，顺应自然的人。因此“真人”和不自觉的原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相似而在境界上完全不同。真人“不以好恶自伤其身，常用自然而不益生”，这样“无我”而存真正的“自我”；“自我”才不至于异化，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从而“忧虑”自除，“至乐”自生，而达到与天同德的天地境界。

1996年

原收入《昔不至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短信

1947年元旦胡适给我父亲写了一封短笺，现抄录在下面：

锡予兄：

沈崇案完全胜诉，被告强奸罪成立。敬闻

适之 丁亥元旦

说起这封信的保存，纯属偶然，在“文化大革命”初，为了怕惹事，我把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熊十力等等先生给我父亲的信通通烧了。那么这封胡适的信（照片）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正好1947年元旦那天我的同学狄源澹到我家，我在父亲桌上看到了这封信，狄兄会照相，我就请他把这封信照了下来，以后也再没问过这件事。近日看到“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等虽有“沈崇案”事，但均未提到上引胡适给汤用彤的信。使我想起了这封信，于是托宁可兄向源澹打听是否还保存着此信之照片。想不到狄兄不但保存了，还托宁可寄给了我影印的照片。

“沈崇事件”对当时北大先修班同学震动很大，我和许多青年学生大多是自此而参加学生运动的，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大规模地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的开始。我的记忆中，北大先修班五、六两班是合班上课，我在六班，沈崇在五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个“沈崇”。事件发生后，我们不仅游行，而且在东单广场美军驻地前示威，喊着“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我的同学吴增祺还把美国国歌的歌词改为：“滚出去美国兵，滚出去洋禽兽，中华儿女那能容你逞强暴”等等，并且教给大家唱。

从胡适的信看，他是爱护自己学生的，对“胜诉”表现出由衷的高兴，这说明他是太相信“法律”了。从世界历史上看，几乎在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内事务中往往都是“权”大于“法”的。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能生活在以合理的“法”为基础的社会里，生在“权力”真正能为“法”的制约下过着合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等待着。

原刊于《群言》，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