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就是看破红尘，辞亲割爱，摆脱世俗之家，舍弃世间荣华富贵、名利地位，甘于清净的生活，代佛传灯，修行办道。古语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王侯将相所能为。”可见出家是多么不易。

出家人，因为要了脱生死，所以他们一方面修行，为自己的归宿，求精进；另一方面也将佛陀遗教，以身体力行及口头宣说，把它传扬于世人，使佛法永驻，续佛慧命。做一位名副其实的僧侣的确不容易，要有宿根，要有智慧。

少年削发为僧之典范——明旸法师

爱国高僧，中国当代十大高僧之一。著有《圆瑛大师年谱》、《佛法概要》等书。

曾任全国第八届政协常委，中国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原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福州西禅寺方丈，上海圆明讲堂住持。

于2002年7月23日在上海龙华寺圆寂。

明旸法师，一九一六年生于福州，俗名陈心涛。父亲陈南金，母亲蒋树英。法师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圆瑛大师在福州白塔寺法堂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和《阿弥陀经》时，母亲蒋树英带领明旸法师前来听经，他见大师庄严、慈祥，心中就有依师出家之意。

就在这次听经之后，由母亲带领他拜谒了圆瑛大师，大师给他摩顶加持后说：“这么小的孩子，又这么虔诚，也不容易啊！”随手从桌上拿一只大桔子相赠，并说：“祝贺你吉祥如意，今后好好学佛，努力弘扬佛法！”

讲经法会圆满后，明旸法师先受了三皈依。后随圆公到闽侯县雪峰寺参加“禅七”，为行单沙弥。他这个十岁的孩子，不脱一柱香，始终如一，趺坐参究，这使大众深受感动，从而得到寺内禅僧一致好评。

他急着要求出家，但师父说：“你才十岁啊！”他天真地答道：“只要志坚心诚，不在于年小。”师父莞尔一笑，同意他的出家要求。让他随住在当时雪峰寺下院——福州法海寺体验僧人生活。

后来，圆公带明旸法师来上海，住在常德路418号觉园内，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首次会见。当时朴老也只二十岁左右。

一九二六年春，法师追随圆公左右执侍巾瓶，到宁波七塔寺背读早晚功课。有一天，圆公叫法师来，考查他的学习成绩，同时又布置：限十天之内，背诵约六千字的《楞严咒》。

他听从师命，但又向师父提出迫切的要求：让他在完成背诵《楞严咒》之后给予剃度，正式授戒，师父同意了。

他就自行闭关十天，一心攻读，终于提前一天背完。接着又背出了《大悲咒》和《十小咒》。师父检验了他的背诵，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为他剃度出家。

一九二七年法师随师至宁波天童寺，在大师耐心教导下研经学教，又读儒、学吟诗、书法、丛林仪规、唱念犍槌等。

一九三零年，一天，明旸法师胞兄心海病亡，噩耗传到天童寺，法师出家的心毫不动摇。圆公又征询他母亲的意见，蒋女士深明大义，同意儿子出家。

所以，圆公于这年底在天童寺为法师授了具足戒，法名：日新，号明旸。因为不够授戒的年龄，由天童寺内几位德高的老僧，每人主动补给法师二岁，从而让他达到授戒的年龄。

一九三三年，明旸法师（十八岁）到上海圆明讲堂就任监院，协助圆公处理日常事务。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圆公愤怒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召集江、浙、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

会议上，圆公被推为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去战场担任救护工作。年轻的明旸法师则担任秘书兼总联络，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这支僧侣救护团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他们以血汗乃至生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圆公和明旸法师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表现出爱国爱教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当时佛教医院和各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圆公决心前往南洋筹集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

一九三七年十月，明旸法师跟随圆公到了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募集经费，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所得捐款，悉数汇交各地主办团体收用。

师徒俩从南洋归国之后，因歹徒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密，故而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圆公和明旸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礼佛之时，遭日本宪兵逮捕下狱。

在狱中，他们曾受审讯，日本宪兵又欺明旸法师年青，对他施以酷刑。但是他与圆公坚贞不屈，并以绝食抗议。日军迫于舆论，只好宣告无罪释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海内外人士纷纷来电来函，催促圆公飞往南洋，但他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加以谢绝。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明旸法师坚决追随圆公留了下来。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大师圆寂，明旸法师继任“圆明讲堂”住持。在“文革”动乱期间，“圆明讲堂”受到冲击，曾两度停闭。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开放。明旸法师为了光大发扬圆公的遗教，在万般艰苦的条件下恢复“圆明讲堂”，创建“圆瑛大师纪念堂”。

同时搜集、整理、出版、流通圆公著作《圆瑛法汇》，主持编纂《圆瑛大师年谱》，撰著《佛法概要》，从而阐发圆瑛大师的遗教。

圆瑛大师主张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每一步应该是使僧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正规的训练，故而创办僧伽教育，培养僧才。

如：宁波佛教讲习所、槟城佛教研究会、上海楞严专宗学院、圆明佛学院等，培养了许多大德高僧。

明旸法师继承了先师这一振兴佛教必须办教育的优良传统，先后主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上海佛学院、上海龙华寺僧伽培训班等，呕心沥血地培养僧才。

一九七九年八月初。以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为团长的第一个宗教代表团赴美国普林斯顿出席第二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明旸法师是佛教界代表之一。

此后，他先后出访40余国，足迹遍及日本、美国、韩国、菲律宾、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18个国家和地区，并多次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进行弘法活动。

圆明讲堂编有《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记》一书。对明旸法师为国争光，为教争荣的事迹记述颇详。

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组织之下，明旸法师于一九八七年七月率领由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七十名法师组成的中国僧伽法务团，赴美国万佛城主持为期七天的世界水陆空大法会，旨在超度有史以来死于天灾人祸的所有亡灵，祈祷世界和平。

这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出国弘法，它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徒走向世界。

总之，明旸法师不负圆公的殷切期望，龙天推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宗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协副会长、上海市佛协会长，又兼全国六大丛林（包括宁波天童寺）的方丈，法务繁忙。虽年已逾古稀，但仍倾全力于弘法利生事业。

明旸法师自从与圆瑛大师在福州闽侯雪峰寺喜结法缘，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进入佛门，出了家。在圆公法乳的哺育下，经历了六十多个春秋。当年垂髫的孩提已成为举世佛教界景仰的高僧大德。

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言行深入人心。明旸法师曾经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但他无论在何种困难的情境下，始终奉行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宗旨，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成为继圆瑛大师之后，享有世界盛誉的著名高僧，一位佛门龙象。

明旸法师是圆瑛大师度徒、戒徒、法徒，数十年来，明旸法师深蒙圆瑛大师的慈悲教导，言传身教，所以才有今日之成就。而圆瑛大师未竟的事业，又全赖明旸法师继承、延续，进一步发扬光大。

花甲之年投入空门

明旸法师以垂髫之年，竟能入山坐禅，随师执侍巾瓶，学佛研教，儒释兼通，师教母训萦怀脑际。虽云名师门下出高徒，但明旸法师自行化他的愿行亦出于慈母之所栽培成就。

明旸法师的母亲蒋树英女士毕业于专科学校，曾任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她虔信佛教，相夫教子，极为贤淑。

明旸法师父亲英年早逝后，当时家庭留下她的长子心海、长女锦贞、次女淑贞、三女秀惠和明旸法师，一家六人，生活的重担全靠蒋树英一人独力支撑。不久法师的叔父维奇先生也因患肺结核逝世。对这一家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不幸的是，蒋树英的长子心海又于一九三零年病殁。

几年之中，一家失去三位亲人，陈家只剩下明旸法师这条根脉（那时法师已住进天童寺）。究竟何去何从呢？人们要知道，一位幼童的出家，如果没有母亲作主，起主导作用，能成吗？

无论有多大的遭折与磨难，蒋树英决心自己一人承担。由于她家屡遭变故，在逆境之中，使蒋女士深深觉悟到人生的无常，生死飘零长劫，随业轮转以不休，及身是苦本。

她宁愿自己多受苦，继续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故而再三向圆瑛大师表示：让儿子出家，恳请大师接受儿子为徒，从而成就了明旸法师的心愿。

在以封建思想为主导的旧社会里，蒋女士能够让唯一赖以传宗接代的儿子出家，就显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发心是何等的伟大。她对于儿子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而是指望他成为一位绍隆佛种的出家人啊！

蒋树英女士为人慈悲喜舍，广结善缘，最后，于一九四一年出家。这一年，她已六十岁了，趁人生最后的一辆班车投入空门，礼圆瑛大师为剃度师，法名明旭。遵从师尊“三求”教导，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专心念佛，归心净业。

明旭法师曾任福州东门地藏寺方丈，直至圆寂。此寺为闽中唯一尼众律宗道场，诸师受持净戒，过午不食，精进行道，慈悲修慧，在明旭法师的领导之下，团结相敬，全体僧尼对明旭师这位德学兼优的住持十分敬重，如星拱月。

明旭法师于一九六九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圆寂，世寿八十九岁。临终正念昭彰，如入禅定。

一个家庭，两代人，母亲和儿子都出家了，都得到了令人尊敬的成就，真是难得的佛门因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