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记忆力背书，我记忆中的南京回龙桥小学

1974年至1979年，我在家门口的回龙桥小学读了五年书。这五年也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五年。

1975年已是文革后期，先后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波澜壮阔的是1976年，这一年，周总理、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4月，为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爆发了从南京开始延伸到北京的四五运动；7月的唐山大地震，震惊世界；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宣告十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了中国最具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我的五年小学，正处于中国最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点上。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活泼好动、调皮捣蛋、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小男孩。

一

回龙桥小学分东西两部分，中间隔着一个窄窄的居民小巷西妙耳山。

西部主体建筑是一栋民国时期建的南北走向的三层筒子楼。我很小的时候进去过一次，大约是去给在里面上课的哥哥或姐姐送一件东西。仅有的印象是楼道里光线很暗，木楼梯、木地板，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西部在民国时期是邮政子弟小学，解放后，与东部合并成回龙桥小学。

东部的主体教学楼为四栋民国小楼，另有后建的一排三间平房。东部在民国时期应该是国民政府某机构干部别墅区，校园里还残存着一个汉白玉拱门，印象中上面刻着“翠亨村”三个字。两条遗存的汉白玉石凳，被拼在一起成为一个小乒乓球桌，那是我和小伙伴练习乒乓球的起点。球如果落在拼缝上，我们就叫一声“呛斯”，表示这一球不算，重来。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呛斯”即英文chance的意思，是桌球术语。操场边有两棵巨大的法桐和两棵巨大的枫杨，树下收藏了我和我的小伙伴疯玩奔跑的身影。这些年，我收集了许多南京老地图和南京地方文献，一直试图弄清楚东部校区及旁边我家居住的妙耳山这一片民国别墅区，在民国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处所，但始终没有线索。

东部是一二年级校区，西部是三年级以上的高年级校区。每到重要节日或全校学生集会的时候，东部低年级同学便排好队向西部进发，学校有一支专业铜鼓队走在队伍的前面，敲着整齐的鼓点，引得一街的人出来观看。回龙桥小学的铜鼓队似乎至今都是它的一个特色。我也是这支铜鼓队的队员，还能记得鼓点的节奏是“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

当时的我，就像台湾校园歌曲《童年》里唱的那样，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西部筒子楼里的教室。但最终没能。就在我升入三年级的时候。筒子楼被拆掉了，改建一栋现代教学楼。所以我的高年级是在那排平房里度过的。

二

当时的学校领导不叫校长，叫革委会主任。我们有两位主任：一位瘦瘦小小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姓施；一位瘦瘦高高、颧骨凸出、嗓音洪亮的男主任，姓王。王主任原来是粮站的工作人员，是工宣队派驻学校的主任。王主任在四年级的时候给我们班带了一年数学课。课上得一般，但喜欢给我们几个所谓的好学生做奥数题。我后来能够幸运地进入南师附中，与王主任那一年有意无意的奥数训练应该是有关系的。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朱老师，矮矮胖胖的，一头卷发，是印尼排华时归国的华侨。她一直对我印象不佳，我在小学时候的外号“小油子”，就是她给叫出来的。

三年级时班主任换成徐兴华老师。三年级的那个暑假，在学校大门口，我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正玩得手上脸上全是泥。一个女老师站在旁边笑嘻嘻的看着我。我知道她是学校老师，但不知道她即将是我的老师。她拉过我的手，发出夸张的惊叹：“呀，这么脏！”我自然是挣脱了跑走。这是我与徐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在后来的三年里，徐老师对我极其宽容和赏识，许多细节，我至今铭记在心。

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三个班，每个班50个人左右。二班班主任是一个姓王的年轻女老师。三班班主任最初是凶巴巴的小头老师陆老师，后来换成了瘦瘦高高的大呲牙郑老师。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体育老师丁老师。她是高年级的体育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但我们每天早上早操的整队口令都是由丁老师喊的，虽然是女老师，但口令喊得威武霸气，几年听下来，以至于偶尔换一个人，我们都不习惯。教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一个小伙子，叫张来成。因为就住在我家后面，经常看到他与媳妇吵架，被他山东口音的老爸追着打的场面，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没有一点老师的威严。

音乐老师姓于，似乎是犹太人，瘦瘦高高，背有些驼，欧洲人脸型。眼睛高度近视，同学们都称她“于眊子”，并有一句打趣她的顺口溜：“于眊子弹琴哆唻咪唻哆”。她女儿比我们低一届，每次儿童节，她女儿都会上台表演英文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五年级时，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换成了何菊老师。文革时何老师受迫害下放到农村，当时落实政策回到学校，就接了我们班的数学课。何老师对我也是非常欣赏，我大学考上中文系，她每次在路上遇到我妈，都会感叹，认为我数学那么好，应该学理科的。

三

我们那时小学的学制是五年，每周上六天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一节课或两节课，周三和周五的下午是老师政治学习的时间，学生放假。没有任何教辅，没有任何补课。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玩儿。

所有教材，翻开第一页，都是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岂止教材，连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开始之前，都要播一段毛主席语录。广播体操开始前的毛主席语录，是一个慷慨激昂的男高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眼保健操开始前是一个尖锐的女高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为天天听的缘故，至今不忘。

课文内容也简单，每篇课文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其中有一首短诗是这样写的：“火车火车呜呜响，一节一节长又长。前头装的钢和煤，后面装的棉和粮。”

课外活动也丰富，经常要“学工学农”。二年级学习珠算，老师就带领我们到和会街上一个叫“新大陆”的商场当服务员，回来后还搞了一个汇报演出。记得当时参加演出的还有二班的吴岸、李小燕，三班的刘兰兰。请刘兰兰的哥哥给我们做导演，他是鲁迅中学（文革中南师附中改名鲁迅中学）学生宣传队的。其中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刘兰兰口齿不清，说话又快，“毛主席”总说成“毛驴”，反复纠正也改不过来，老师们在一旁忍不住捂嘴笑。可见当时已到文革后期，社会氛围已不是那么肃杀了。

“南京小红花”是当时南京的一张名片。大约四年级时，鼓楼区小红花来回龙桥小学招生，徐兴华老师把我叫到操场，当着两个陌生人面，做了一套广播体操，就通知我被录取了。同时被录取的还有二班的李小燕。鼓楼区小红花位于大方巷省人大对面，李小燕在独唱组，我在伴舞组。每周去半个下午，一去就练劈叉。

南师附中是1978年恢复全市招生的，我是第二届。语数两门考了177，算是踩着分数线进去的。分数线是175。我们那一届考进附中有十多个，我们一班除了我，还有李嘉、曾军，朱莲清后来高中也考进来了；二班有吴岸、吴万钧、盛小红；三班有刘丹、李栋、梁田、田平。我们班班长柏云考取了十中（即金陵中学）。这在回龙桥小学的历史上，算是十分辉煌的了。当时南外根本没有人理睬，南师附中才是指标。这些年每到小升初发榜时节，我都会有意无意在南外的录取名录中找找回龙桥小学，似乎都没有。

四

1989年，回龙桥一带拆迁，回龙桥小学东部及我家居住了几十年的妙耳山全被拆了，建成几栋火柴盒一般毫无特色的居民楼。我度过最美好的五年小学生活的回龙桥小学东部，从此湮灭，只存在于我偶尔的怀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