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记忆术正版,社交媒体野蛮扩张,曾经霸屏的深度访谈节目如何杀出重围丨业内说

极简大道 极简大道 2022-09-21 超级记忆术 阅读: 199
摘要: 随着《鲁豫有约一日行》第九季、《非常静距离》新一季的收官,以及《杨澜访谈录—“逐风者”》的播出,近两年访谈类节目再次受到大众关注。作为在中国深耕了数十年的节目类型,从日播、周播收视居高不下、家喻户晓的状态,到近些年一些节目相继停播,热度逐渐被娱乐综艺挤压,访谈节目似乎在经历着一番市场挣扎。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内容被切割成短视频传播。手机一刷,从国际要闻到衣食住行,信息以秒为时间单位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一场深度访谈?新京报试图通过与数位依然坚守在访谈一线,以及迈入访谈领域不久的代表人物的采访,获知如今访谈节目是否还具备存在价值。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专业媒体人对新闻操守的坚持,对优质信息筛选所付出的“笨功夫”,以及访谈节目背后,他们渴望记录时代,与时代对话的坚守。

随着《鲁豫有约一日行》第九季、《非常静距离》新一季的收官,以及《杨澜访谈录—“逐风者”》的播出,近两年访谈类节目再次受到大众关注。作为在中国深耕了数十年的节目类型,从日播、周播收视居高不下、家喻户晓的状态,到近些年一些节目相继停播,热度逐渐被娱乐综艺挤压,访谈节目似乎在经历着一番市场挣扎。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内容被切割成短视频传播。手机一刷,从国际要闻到衣食住行,信息以秒为时间单位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一场深度访谈?

新京报试图通过与数位依然坚守在访谈一线,以及迈入访谈领域不久的代表人物的采访,获知如今访谈节目是否还具备存在价值。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专业媒体人对新闻操守的坚持,对优质信息筛选所付出的“笨功夫”,以及访谈节目背后,他们渴望记录时代,与时代对话的坚守。

肇始

2000年后出现第一波“访谈热”

“访谈”节目,其形式可简单理解为,由一人提出问题,另一人进行回答,两人就某个事实或观点实现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众多文献资料显示,中国较早的访谈节目可追溯至1993年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的《东方直播室》。该节目邀请新闻事件当事人到现场,两方深入探讨核心问题,并给予不同观点平等、公开的表达机会。这种形式是从传统新闻报道演变而来,相较单调机械的播报,更具乐趣和思辨性。

1998年,杨澜推出首档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更名为《杨澜访谈录》)。同年,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面世。前者邀请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翘楚,坐而论道,首次将历史中、国内外新闻中“久仰大名”的人物,例如王光美、基辛格、巴菲特、钱文忠、张艺谋等,拉回到生活中,展现成功人士的格局和感悟。后者则更明确地针对热门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话题进行研究,只是形式更加接地气,且重点并不在于追求问题的答案,而是在各抒己见、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引领观众产生多样化的思考。

早期《杨澜访谈录》采访巩俐。

但访谈节目走向普及化,是在千禧年之后。较为明显的是,2000年后市场中出现了第一波“访谈热”,以《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天下女人》等为代表的各类访谈节目接踵而至,且大部分节目坚持播出了十多年。2004年,中国台湾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访谈节目《康熙来了》,成为许多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

早期《超级访问》中,李静、戴军和闫妮跳舞。

发展

传统电视媒体的强传播为访谈带来机遇

作为文化传播与表达的“杠杆”,我们无法剥离信息传播环境变化和社交媒体发展,来审视访谈节目的潮起潮落。

若将时间拨回到2000年:移动电话在中国普及不久,互联网只能用作简单的通信和资讯查阅。彼时百姓获知信息,大多只能依赖电视节目、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但电视节目的形式远没有现在这样五花八门。“社交媒体”更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词汇。博客是2004年才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微博时代更要后推至2009年。人们互通有无,大多只能靠短信和邮件,思想表达与传播渠道十分滞后,甚至闭塞。

在这样的背景下,访谈节目无疑成为了时代的“放大镜”。

于观众而言,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知名人士、各界素人的交谈过程,实现了他们对沟通、交流、理解和表达的满足。同时,其中亲情、友情、事业等话题,以及节目中探讨的社会热点、国际事件,都能让大众从中获取生活经验,得到多元价值观的输入。

“访谈节目虽然那时候也属于新闻和专题片,但已经属于很新颖、很有信息量、很有趣的栏目了。观众能看到活生生的人,坐在那里讲故事。比电视剧真实,相较纪录片也距离大家更近。”《鲁豫有约》总制片人许小浒表示。

《鲁豫有约》采访周星驰。

于受访者而言,访谈节目也为他们提供了宣传和表达需求的平台。当年,很多艺人都争相拿着作品求录制《超级访问》《鲁豫有约》等节目。一次45分钟的访谈,就可以使他们的人生阅历被外界熟知。例如,邓超、孙俪两人首次揭秘恋爱细节便是在《超级访问》;黄磊的女儿多多,李小鹏的女儿奥莉在得到全民关注前,《鲁豫有约》就记录了她们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模样。2005年杨澜推出《天下女人》时邀请了600余位来自各个领域的男女嘉宾,探讨都市女性情感、生活、职场等热点主题,这是“女性觉醒”第一次被外界关注;而《杨澜访谈录》更是集结了大部分国际政要、海内外大型企业的CEO,以及文体界大腕,向观众阐述他们的国际视野与行业格局。“采访和读书一样,都扩大了我对世界认知的维度。你看到的越多,受到激励的可能性就越大,你也会探索出自己更多的潜能。”杨澜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

布莱切利庄园历史学家David Kenyon向杨澜女士介绍阿兰·图灵发明的'Bombe'解码机。

落潮

信息输出方式变化,不少节目停播、改版

随着互联网发展,经济进步,信息的高速膨胀,近二十年中国电视行业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内容形态的探索逐渐扩大化。

2000年至2010年,各种综艺层出不穷,令信息输出方式趋于趣味化、娱乐化、多元化。《玫瑰之约》《非诚勿扰》等一系列交友节目,满足了观众的日常情感需求;《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等选秀综艺,为素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真人秀”一词也逐渐被引入中国。曾有数据统计,2007年中国电视综艺播出总量为126万小时,占据总播出量的8.7%;2009年,观众收看娱乐节目的时间共计4000余分钟,平均每天收看12分钟,占据总收视时长的7.4%。

2010年以后,各大电视台争相引进海外综艺模式,《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动辄投资上亿的节目在国内开启了“混战”模式。大型户外真人秀、音乐综艺、选秀综艺、婚恋、职场、脱口秀,节目形式越来越多元化。腾讯娱乐白皮书曾有数据统计,2013年综艺节目数量共316部,2014年提升至429部。而2015年后,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强势来袭,网络综艺更是分割了绝大部分年轻人的注意力。

不仅观众的收看习惯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屏幕之外,生活之中,无论名人还是素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发布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到国际要闻,小到衣食住行,信息传递和价值观输出的速度都已经同步至分秒之间。

人们还需要访谈节目去采集故事吗?

访谈节目的新闻与传统媒体属性,决定了其很难进行语态革新,但当下大众又很难再集中45分钟注意力,去倾听深度的思想交锋。访谈节目市场价值下降最直观的是,招商开始变得不容易。曾有制作人表示,广告商宁可耗费上亿元在一线卫视投资现象级综艺,也不愿意花几千万元在二、三线卫视投资一个中小体量节目。很多广告商也强势要求明显的“软植入”,例如口播等,但这在访谈节目中几乎无法实现。

表达需求下降,也让一些节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嘉宾荒”。《康熙来了》早期制作人詹仁雄曾在接受腾讯采访时坦言,他们特意开发了通告艺人模式,即邀请过气的歌手演员,或是明星的家人朋友,或是单纯能讲故事敢于表现的普通人。

但在市场竞争和内容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十年间很多节目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市场。2016年,开播十六年的《超级访问》宣布停播。另外,一些小体量访谈节目也只是做了1-2年就悄然退市。

在当下这个时代,访谈节目真的失去价值了吗?

2016年2月,《超级访问》收官,戴军、李静第一次在节目中被访。

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实现信息优质筛选

访谈节目在今天仍有存在价值。

近五年有很多老牌节目在努力适应市场。2016年,《鲁豫有约》告别熟悉的长沙发,走出演播室,从周播改为季播,以棚外版《鲁豫有约一日行》重新出发。2021年,《非常静距离》走出摄影棚,从明星访谈转型为明星、达人、素人的多方位访谈。《杨澜访谈录》则变成了一个访谈“出品品牌”,打造了诸多系列主题访谈,如《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还有目前在播的《逐风者》系列等。

杨澜在《你好!大女生》中采访龚琳娜。

这些节目也进行了传统传播至新媒体传播的转型。例如《非常静距离》从电视台首轮播出,改为短视频平台首发。其他节目也将完整访谈节目切割为3-5分钟的短视频进行宣发,意在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关注到访谈话题。

2022年1月,李静在《非常静距离》中用视频创作者“手工耿”打造的工具为其梳头。

与此同时,也不乏优质新节目涌入大众视野。例如,被观众称为“偏见”访谈节目的《十三邀》自2016年播出便引发热议。其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交锋,极具文学性和时代性的思辨,都在拓宽思想和视野维度。例如,展现女性普遍成长之路,输出女性社会价值的《送一百位女孩回家》;真实挖掘年轻人社交心态,并从中重新挖掘与审视自我的《仅三天可见》等,从脱口秀、生活分享秀、情感观察到社交实验……这些创新性访谈节目,正在年轻观众间引发观看热潮。

《仅三天可见》中,毛不易和陈飞宇野餐。

但除了访谈节目在形式上对市场的迎合,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在当下时代具有的更加独一无二的珍贵意义:当信息爆炸,媒体良莠不齐,人们似乎开始忘记和摒弃思考的能力;价值观遭到冲击,认知偏差正在不同理解能力的群体之间形成。此时,我们太需要深度的、有价值的、真实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信息的优质筛选,以及思想的去伪存真。

在杨澜看来,人与人、人与信息、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改变,但它们的内核没有变。传媒人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发现并连接在一起,这点也没有变。反而,在社交媒体野蛮扩张的时代,内容会出现本质的理性回归。“除了好玩、热闹的东西之外,需要一些有思考有洞察的内容。就像风浪之下,海底还是有沉淀和基础的,热闹之后,还是会慢慢回归常识。未来,作为媒体人不要慌,要有定力,去做擅长的事情。”

《鲁豫有约一日行》中,鲁豫采访刘德华、谢霆锋。

《鲁豫有约》系列节目总制片人许小浒则表示,访谈节目的井喷时代,是节目发展的“双刃剑”。反观世界上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没有那么多深度访谈节目,更多是同质化下大浪淘沙,留住更适合为大众输出、筛选优质内容的媒体。访谈节目逐渐减少且精品化,也是正常的、向好的趋势。“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客户,这和内容不是割裂的。但访谈节目更重要的,还是把劲儿用在内部,怎么能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下,让我们的内容持续保持深入、真实,甚至是独家。”在许小浒看来,访谈节目的真正价值是一个更专业的“抓手”,“我们不希望观众只在这里看个热闹,而是能深度记录下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发展变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当大家再打开《鲁豫有约》,仍然能有收获,能给自己的成长提供弹药,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

新京报资深记者 张赫

资深编辑 佟娜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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