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科普的使命感，促成写作

从台湾到大陆，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王伯安老师每天会接触许多家长，这里面的家长不仅包括爸爸、妈妈，还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是保姆阿姨。在王老师看来，这些围绕在孩子身边的软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每次在工作室测评，少则一个小时，多则数个小时。王老师的测评与其他专家的测评不太一样，他喜欢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交流信息。他会跟家长畅聊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兴趣。王老师喜欢聊天，尤其是喜欢跟学识渊博的人聊天。聊天的时候王老师常常会问对方：你有没有研究过进化论？有没有思考过人何以为人？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每一次当王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多半得到的回答要么是：“王老师，我是学文科的，这些问题很少关注。“要么是家长反问王老师：“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问题？我不了解这些问题，也活得很好啊。”再不然就对王老师嘿嘿一笑了之。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会在鹿桥的工作室中反复上演。一次一次之后，王老师发现国民的生物知识和科学素养似乎没有达到十分理想的程度。大多数的人都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要么对自己一无所知要么对自己一知半解，更有甚者甚至连想了解自己的欲望都没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孙子兵法尚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说，自己不了解自己，如何自处，他处，群处，喜不知道因何喜，怒不知道因何怒，岂不危哉？

一年又一年，科普进化论，科普脑科学成了萦绕在王老师心头的想法。

所以从台湾到大陆这几十年王老师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宣讲脑科学，固然这跟他个人的经历和所学专业有关（关于这部分成长经历，后面会有讲述），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全民大众了解：不了解进化论，不了解大脑原理，是很难做好教育这件事的。近年来，投资教育产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像王老师这样有两岸三地的大脑开发经验并且近30年来一直研究大脑的同时可以让理论落地操作，造福万千家庭的，当之无愧：王伯安第一人。

王伯安老师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现在台湾年轻一代已经跟60年代生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相距甚远。现在年轻一代中有些人对“我是中国人”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思想上可能会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在文化上，在文字上，又保留着很多中华的元素。台湾学校的教科书也有很多去中国化的内容。这是非常危险与错误的。也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够“拨乱反正”，重新唤醒台湾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重新形成年轻一代的科学价值观，重新导正台湾家长的教育方向。

人的一生从出生到归西，短短几十载，如果能有一个契机，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过往的经历记录下来，也算是对自己有生之年的一个交代。

提到“神童”，大家普遍会觉得神童等于短寿，会把“神童”污名化。其实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神童就是大脑进化的比较好的孩子，就是神经元发育质量高的儿童，就是最强大脑。大脑为什么要进化好？因为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大脑要如何进化与重生，这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希望读到这本书的普罗大众能够减轻焦虑，从容迎接AI时代的来临。

正是这四个原因，让王老师下定决心一定要出版一本书，而且时间越快越好。

为什么越快越好？因为书籍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询问的人多，代表关注的人多。毕竟一个一个地去讲解不切实际，终其一生，一对一进行传播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通过书籍，却可以让不同的人同时受益。虽然现在是快媒体的时代，但书籍这种历久弥新的传统方式，在反复研读、交流、收藏方面，永远不会过时！